明代嘉靖时期的抗倭战争：海禁政策下的明军胜利

明王朝自土木之变后，又经成化、正德时期的宦官乱政，朝政紊乱，其内部相继发生藩王叛乱和农民起义，而外部也同样不得安宁。主要有东南沿海的倭寇之患和北方蒙古势力的骚扰，有几次一度严重威胁到明政府的统治。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增多，明王朝进入了多事之秋。

倭寇，通常分活跃于十四世纪后半期的“前期倭寇”和活跃于十六世纪中叶的“后期倭寇”，两者的活动范围、目的、构成都是不同的。前者如同“倭寇”两字所显示的那样，是由日本人构成的，以朝鲜半岛为主要舞台。十四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利的一些封建主，就组成武士、商人和浪人到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为“倭寇”。而“后期倭寇”则是以中国浙江、福建、广东诸省的沿岸地带为主要的活动舞台，进行走私贸易，其构成人员有日本人，但主要是武装的中国走私商人。[50]

明朝初年，倭寇就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侵扰。明政府为了消除方国珍、陈友谅等海上残余势力，也为了防御倭寇，加强海防，设置卫所，同时，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严禁民间的海外贸易，对外贸易主要是以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的形式进行。洪武、永乐时期，由于政府的有力防范，倭寇尚未酿成大患。正统年间和正德年间，明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付北方瓦剌族入侵，无力顾及东南沿海的海防建设，沿海防御日益荒废。嘉靖时期，海防废坏更甚，浙江、福建沿海卫所，战船、哨船等“十存一二”，士兵也减少一半以上，这些都为倭寇的骚扰留下了隐患。

嘉靖年间倭寇尤为猖獗的另一原因，也与明政府的海禁政策有关。明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对明初以来政府以官方朝贡贸易和民间海禁为支柱的海外贸易政策，产生了重大冲击，朝贡贸易已越来越不适应对外贸易交流的需要。以日本而言，当时日本各方诸侯都争着和中国开展通商贸易。而明政府仍然死守以往的朝贡定例，根本不考虑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嘉靖二年（1523），发生了日本贡使争相入贡而导致冲突的事件。当时日本贡使宗设、瑞佐先后来到宁波，按照当时的规矩，以到港的先后顺序来验货、交易。瑞佐虽然晚于宗设到港，但因贿赂了市舶太监，故而得以先验货，并且在设宴时又被列为上座。宗设极不服气，与瑞佐动起手来，并一路追杀至绍兴城下，杀死了不少明军守备官员，大掠宁波沿海一带而去。这次争贡事件，暴露了明朝海防的废弛、将官的无能和吏治的腐败。[51]

明代的市舶司是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其职责是维持明朝与外国的官方朝贡关系。争贡事件导致的骚乱，起因于明市舶司太监赖恩的贪污受贿，但明政府官员却认为是起因于“市舶”本身。这一事件给明朝政府内部主张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的一派官僚找到了口实。当时兵科给事中夏言上疏强调“祸起市舶”，于是，明政府下令罢市舶司，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居民与“番夷”贸易。这一事件被称为“后期倭寇的发端”，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勘合贸易的中止。

东南沿海民众一向有从事海上贸易的传统，而且这也是他们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明政府的禁海令严禁沿海民众出海贸易，无异于断绝沿海民众的生计，这就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商“转而为盗”，促使当时的海商集团与日本海盗勾结。而当时东南沿海地区除了许多没有经济来源的平民百姓，就连一些富豪大户甚至沿海戍军也加入了走私行列，加剧了海上走私贸易的猖獗。

为了对抗明政府武力镇压以扩大贸易，海商们渐渐组合成武装的商业集团。当时最著名的徽商王直（王直本姓汪，因从事海上走私风险大，为家人安全计，故隐瞒真姓）、许氏兄弟、徐海等海商集团，都拥有装备精良的船只，甚至还配有新式的大炮和鸟铳等新式武器。像王直，不仅“富累钜万”，还掌握着大量的船只，成为有名的“舶主”，往返于日本、暹罗、西洋各国。在国内则派人于苏松一带，采购各种手工艺品以供远销海外。他还以贿赂手段结识了一批明朝官吏，其货船出入河道、海口、关卡无人盘问拦阻。再加上王直为人爱好施予，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颇有侠义之风，当时沿海一些农民、渔民、盐民等各种人等，多依附于他，王直遂成为当时东南沿海最大的海商集团首领。他在日本建立根据地，手下也确有一些日本人，时常从日本出发骚扰东南沿海。

手持斩马刀的抗倭明军

海防新堡

倭寇抢劫的画面

船上的倭寇和盾牌(www.xing528.com)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政府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提督浙闽海防军务，负责抗击倭寇事宜。朱纨革渡船，严保甲，严禁泛海通番，并调动军队把双屿岛基地彻底捣毁。但由于他的方式过于激进，双屿岛上的天妃宫十余间、寮屋二十余间，大小船只二十七艘尽皆被毁，还捕杀了一批与倭寇来往密切的闽浙豪绅，触犯了当地豪绅的利益，结果遭到朝廷中闽浙籍官僚的弹劾，迫使朱纨罢官回籍，不久被逼含冤自杀。从此东南沿海倭寇更加猖獗。[52]

明军与倭寇在水上的交战

嘴和脑袋中箭的倭寇

嘉靖二十八年（1549），明政府首次把王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嘉靖三十一年，王直吞并了另一海上走私集团，成为东南沿海独步一时的领袖，由于其向明政府要求通商遭到拒绝，便劫掠浙东沿海。因此，嘉靖时期的所谓御倭战争，其对手便是横行海上的王直。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大举入侵，连舰数百，“蔽海而来”，东南沿海百姓深受其害。嘉靖三十四年（1555），兵部尚书张经率众在浙江嘉兴北部王江泾大败倭寇，杀敌两千，溺水死者无数。这是自有倭患以来，明政府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戚继光像

在明政府的抗倭斗争中，戚继光和他领导的“戚家军”声名大振。戚继光，山东登州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父亲去世后，袭官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五年（1556）秋，被调任至浙江，负责浙江沿海一带防务。他在民风剽悍的义乌招募矿夫和农民，组成新军，进行严格的训练。由于这支队伍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屡立战功，成为当时抗倭的劲旅，被人们称为“戚家军”。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掠浙东台州地区的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领戚家军给予有力的抗击，在广大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取得九战皆捷的决定性胜利，扫除了浙东一带的倭寇。随后，戚继光又奉命率戚家军入闽、粤沿海地区剿倭，和其他抗倭将领刘显、俞大猷等人一起，平定了福建、广东沿海的倭寇。

朝廷为褒扬戚景通、戚继光父子抗倭有功而建的戚继光父子总督坊（位于蓬莱市）

“嘉靖大倭寇”的实质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嘉靖时期的“倭寇”之患，实肇因于明政府偏颇的海禁政策，闽粤江浙沿海民众海上贸易的生路受到遏制，由商转而为寇。戚继光、俞大猷在平倭战争中功不可没，但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战争，而是官方政策的转换。长期的倭寇骚扰也使得明政府的一些官员认识到，海禁既不能限制海上私人贸易，也不能防止倭寇。推行海禁的结果，使得原先合法出海经商的船队也不得不靠地下走私的形式来进行贸易，许多人因此转而为寇；而东南沿海的许多居民，因不能出海经商，甚至捕鱼也被严格限制，生计日益艰难，有的也只得加入了海盗、倭寇行列。嘉靖年间，是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最严厉的时期，也是倭寇之乱最猖獗的时期。事实证明，“片板不许下海”，并未能阻止成百上千的船只遮天蔽日而来；“寸货不许入番”，也未能断绝大量丝帛瓷器源源不断地远销海外。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必须放弃海禁政策。[53]

明嘉靖后期，朝野上下，弛海禁的呼声日渐高涨。隆庆元年（1567），明政府实行了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西洋贸易，这一措施适应了当时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东南沿海地区的私人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此后，在东南沿海地区再也没有发生大的倭寇骚扰现象，倭患基本上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