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土木之变后，瓦剌军强悍不羁，势不可挡。明边关相继失守，明朝陷入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起初，明朝廷还想隐瞒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但是，从前线万幸逃归的残兵败卒，不断地出现在北京城内，成为前线凶讯的报信人。朱祁镇的被俘，更使朝野震惊。当时明军精锐部队大都陷没土木堡，京城所余老兵、弱兵尚不足十万，也先的大军，随时都有可能兵临北京。皇宫内外，京城上下，一片混乱。
为制止混乱，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立朱祁镇两岁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朱祁钰临朝，召集大臣们商议战守大计，众臣却束手无策。翰林侍讲徐珵主张南迁避难，这有如平地惊雷，文武大臣不知所措，眼看局面就要失控。此时，以兵部右侍郎代理兵部事务身份参加朝议的于谦，目睹此景，厉声斥责徐珵：“有谁敢言南迁者，斩！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所在，京师一动，大势皆去，难道没有看到宋朝南渡的悲剧吗？”于谦的话，震醒了茫然失措的臣僚们，吏部尚书王文、大学士陈循等纷纷站在于谦一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宦官金英也成为主战派的有力支持者。于是，朱祁钰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把守卫北京城的重任全部托付给他。
明景帝朱祁钰像
于谦上任后，选拔精干人才，整顿军队，迅速调拨外地的军马粮草入京，以加强京师的力量，朝野渐渐安定下来。但是于谦明白，朱祁镇被俘，国家无君，这对于安定朝野人心缺少凝聚力。况且，他也深知，也先必然会以朱祁镇为奇货，对明政府肆意讹诈，漫天要价。因此，无论从政治上考虑，还是从争取外交的主动权着眼，另立新君是此时挽救国家的重要任务。当时皇太子朱见深年仅二岁，在国家升平时期立幼帝尚无不可，历史上也不乏先例。但在国家危难之时，立幼主多有不妥。于谦考虑再三，置自己生死于度外，联合群臣合奏皇太后，请立朱祁钰为帝。
于谦的清正廉明正是“公生明，廉生威”的践行。“公生明，廉生威”意谓公正才能严，廉洁才有威望，这是一则明清官吏引以自戒的座右铭。最先立此言为碑的顾景祥一生为官清正廉明。后山东巡抚年富用楷体书《官箴》刻石，作为自己为官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金句。后世贤人多用此言阐述执法如山、浩然正气的为政之心。
九月初六，朱祁钰行登基典礼，次年改元景泰，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于谦又推荐任用了一批具有文韬武略的主战大臣，明朝中央政局基本安定下来了。随后，于谦又加紧军事改制，着手整饬边防，派员分巡各地，安抚州县，修筑关隘，重新部署各方要塞，集中一切力量抵抗瓦剌军的再度入侵。于谦深知，仅凭官兵的力量是难以抵挡瓦剌劲骑的，因此，他动员群众，号召军民共同报国杀敌，把保卫北京看成是民众的共同使命。这样，明朝军事面貌大为改观，京城各门守备严实，明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好了抗战的准备。
于谦像
与此同时，瓦剌军趁挟明帝朱祁镇之势，大举南侵。正统十四年十月，也先挟朱祁镇率瓦剌主力入寇大同，声称送大明皇帝回京。但大同守将严阵以待，并回答也先：“我国已有国君了。”也先攻大同不成，便绕道南下，从紫荆关和居庸关两路进攻京师，北京城危在旦夕。诸将对战守策略议论纷纷，主将石亨主张退守城内，坚壁清野。于谦坚决主战，并亲自率军列于德胜门外，准备迎战也先的主力，并下令：“有盔甲军士，今日不出城者，斩！”待全军城外部署就绪后，就紧闭诸城门，以示背水一战的决心，并传令诸军：“临阵作战，如将领不顾军队率先后退者，斩其将！军队不听将领指挥而后退者，后队斩前队！”于谦自己表示坚决与三军将士生死与共。明朝军士大受感动，勇气倍增，整个军容为之严整威盛。(www.xing528.com)
明代无极县令郭允礼制官箴碑（拓片）
十月十一日，也先大军进逼北京，以议和为名索取财物，景帝和一些大臣有些心动。于谦坚决地说：“今日只知战斗，其他一概不知。”瓦剌军和明军在德胜门展开激战，于谦令石亨领兵埋伏于空屋内，然后诱敌深入，火炮齐发，石亨伏兵骤起，前后夹击。明军齐力奋进，瓦剌军死伤无数，号称铁颈元帅的也先之弟，也在双方的激战中毙命。瓦剌军又转攻西直门和彰义门，均遇到明军强有力的抵抗。激战相持了五天，也先一无所获，又听说明军增援部队即将开到，怕归路被截，只好挟朱祁镇北归。于谦派兵乘胜追击，又消灭了数万瓦剌军，还夺回了瓦剌军沿途掳掠的财物，解救了许多被抓获的百姓。也先退回蒙古草原，北京保卫战以明廷的胜利而告结束。[38]
也先进攻北京失败后，并不甘心，伺机对明朝发动新的进攻。景泰元年（1450），瓦剌军进攻宁夏，不久又折而进攻大同。大同总兵郭登率众反击，瓦剌军大败。这是土木之变后明军在塞外战场取得的第一场胜利，它扭转了明军边将畏敌、不敢与瓦剌正面交锋的被动局面。此后，也先多次向明朝边境要塞进犯，都被明朝边关军民击溃。
明朝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明政府在外交上的谈判。也先本来以为，俘虏了朱祁镇，就像扼住了明朝的咽喉，完全可以以大明皇帝为人质，进行政治讹诈，诱破明朝的城、关，并向明政府索取金帛财物。这一伎俩最初确实也起过一些作用。朱祁镇被俘之初，皇太后和皇后确实秘密搜罗大量珍宝绢帛，派宦官送至也先军营，也先总是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明皇室的这些软弱、侥幸行为，不仅没能换回朱祁镇，反而愈使也先欲壑难填。
也先早先攻打明政府边关城池时，也总是将朱祁镇挟至阵前，令明军守将参拜皇上，并趁明军将士疑虑无主之时攻城，屡屡得手。后来明政府在于谦的主持下，传谕各边镇“瓦剌奉驾（朱祁镇）至，不得轻出”，并对擅自离城“见驾”的将领进行了严肃处理。于谦还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在取得了北京保卫战和一系列的边防胜利之后，明政府更加不再理睬也先以朱祁镇为人质而提出的各种条件。到后来，面对也先多次欲送回朱祁镇并求和的明喻暗示，明政府也不正面回答是否迎回朱祁镇的问题。这使得朱祁镇在也先手中由人质变成了空质，到后来，简直就成了烫手的山芋。
由于也先连年的征战，不仅明边境地区连年饱受战争之苦，其蒙古内部各族也深受其害。此时的蒙古人，已与早先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人有很大不同，他们的真正利益不是领土征服，而是维持与明王朝的紧密和有利的经济关系。由于与明政府的交战，使得汉蒙各族之间的正常交往和贸易中断，蒙古各部失掉了通贡和互市的各种好处，这对他们自己也很不利，最终引起了蒙古内部各部的不和及利益冲突。其中脱脱不花等人率先遣使献马议和，并和明政府恢复了原先的边关贸易。同时，也先也不是成吉思汗，此时的瓦剌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构成相当于十三世纪初期蒙古人的那种威胁。也先也很清楚这一事实，他在释放朱祁镇之后又与明朝廷保持一般的友好关系，部分是出于这种考虑，部分则是由于他自己的虚弱和在蒙古人中的不稳定的地位。
景泰元年（1450）六月，也先派使者来到北京，申述愿意与明廷讲和并无条件交回朱祁镇的意愿。但此时朱祁钰担心朱祁镇回来后他的皇位不保，为打消朱祁钰对皇位的顾虑，于谦安慰道：“如今皇位已经确定，谁也不敢有他议。”景帝勉强答应，派使者前往瓦剌。
也先要送回朱祁镇，而朱祁镇已明确表示不再想帝位之事，这时景帝也实在无法推诿拖延了。景泰元年八月十五日，明政府将做了一年俘虏的朱祁镇接回了北京，朱祁镇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俘虏后又被无条件放回来的汉族君主。[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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