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永乐时期水利工程及边疆开发成果

朱棣以藩王起兵而夺得皇位，虽然从传统道德角度看是“大逆不道”，但从实际政绩来看，其人不失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在位期间，明朝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国力开始强盛。

整治水利

朱棣登基后，在经济上继续推行洪武朝的移民、屯田和奖励垦荒的政策，他对兴修水利尤其重视。永乐年间最主要的水利工程是对南北大运河的治理和对吴淞江的疏导。

明代江南地区是政府财赋来源的重要基地，全国三分之二的漕粮来自江南各省。但江南地区地处水乡泽国，河流长期以来治理不善，经常出现水旱灾害，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民生。永乐元年，两浙大水，朱棣命户部尚书夏元吉前往治水，户部侍郎李文郁跟随协助。夏元吉访问耆老，度察水势，接受了佥都御史俞士吉的建议，疏浚吴淞江下游，上接太湖，再“度地为闸，以时蓄泄”。朱棣同意了这一计划。于是，征用民工十万多人，于第二年九月完工。治水期间，夏原吉“讲究法制，身先劳之，却盖徒步，恒废寝食”，虽盛暑之下亦不撑伞。周边人劝他，他则说：“民众如此劳苦，我怎么可以独享舒适？”周围的人都很感动。此次工程结束回到京城后，夏元吉向朱棣汇报，认为此次洪水虽由故道入海，但支流并未得到彻底疏泄，恐非长久之计。于是第二年，朱棣又派遣大理少卿袁复、陕西参政宋性再次前往江南，疏浚了白茆塘、刘家河、大黄浦等支流河道。此后，“苏松农田大利”。

南北大运河的疏通是永乐时期又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元代开始，北方军粮、官俸及宫廷耗费，绝大部分都仰赖于江南地区。元政府为了把南方物资运送到京城大都，曾开浚了山东境内的会通河，使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但因水量不能很好地调节，运河的输送量大受限制，主要还是靠海运。元末战乱，会通河更是被弃之不用。明初洪武时，运河各段淤塞严重，给漕粮的北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永乐初实行海陆并运的方法，海运先用大船运到直沽，再用小船运至各地；陆运则先用船运到河南，然后由民夫陆运百余里，分赴各地。海运风高浪急，往往造成船翻粮损；陆运又耗费惊人，政府负担加重。

明代《黄河运河全图》（局部）

为解决南粮北运这一重要问题，永乐九年（1411）命工部尚书宋礼，征发山东、徐州、应天和镇江等地民众三十余万，合力重新疏通济宁至临清的会通河，又引汶水、泗水入运河通航，从而解决了运河的水量调节问题。随后，陈瑄接替宋礼对运河在淮南的地段进行了治理，永乐十三年（1415），他开凿清江浦，导管家湖水入淮，从而使漕船免除了盘坝之苦。经过宋礼、陈瑄的综合性治理，运河真正贯通南北，“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从此，南方的粮食沿着大运河络绎不绝地运往北方，解决了当时国家急需解决的漕运问题。通过这条大运河，也把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和作为经济中心的江南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有助于加强全国的巩固和统一。自此，大运河成为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繁荣国家经济，丰富人民生活，巩固国家的统一，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2]

文治有成

朱棣在文化上的突出贡献也值得关注。明成祖登基之初，在大肆诛戮建文旧臣的同时，对不反对自己的文人儒士则特别优容，广泛延揽，组织他们大规模地编纂图书典籍。

《永乐大典》书影

永乐十四年（1416），黄淮、杨士奇等主持编纂的《历代名臣奏议》完成，该书多达三百五十卷，内载历代典制沿革、政治得失，汉以后资料选备尤精，成为我们今天考察历代政治制度的重要资料。此外，还有《五经四书大全》、《天下郡县志》、《劝善书》等，有些刊出后颁授给各级官员，这实际上也成为明成祖笼络文人的一种有力手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从永乐元年（1403）七月开始组织编修，到永乐五年（1407）最后完成，前后参与其事的有三千余人，人们便习称这件盛事为“三千文士修大典”。该书的编纂指导思想号称“毋厌浩繁”，凡是当时能搜罗到的中国古代典籍，均尽量收入。《永乐大典》共辑入了明以前图书七八千种，内容宏富，举凡天文、地理、人事、名物、诗文词曲、佛经、道藏等无不收录。全书共22 211卷，11 095本，总字数达3.7亿多，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在此之前的大型类书，如宋代李昉的《太平御览》一千卷，王钦若的《册府元龟》一千卷，而《永乐大典》竟达两万多卷，其工程规模确实是空前的。

《永乐大典》辑书，不像后来清修《四库全书》那样对原书多有删改，而是一字不改地原书、原篇照录，从而保存了原书的真面目，也使得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赖此得以流传和保存。《永乐大典》编成后，只有正本一部。嘉靖三十六年（1557），皇宫三大殿遭火灾，大典险些被毁。四十一年，嘉靖帝命大学士徐阶等人组织人抄写，历时六年，于隆庆元年（1567）抄完一部副本。正本不知毁于何时，副本原存北京皇史宬，后来不断散佚，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典》大部分毁于战火，另一部分流散国外。如今散藏于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约八百卷，只相当于原书的百分之三左右。[23]

迁都北京

永乐时期，还有一件比较大的事情，也是明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便是迁都北京。

明初朱元璋也曾面临建都的选择问题。朱元璋的势力是以南京（时称“应天”）为基地发展起来的，南京地理位置险要，又靠近江南富庶地区，他本人也是在南京称的帝，应该说明初建都南京的条件还是合适的。但之前在此建都的六朝—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都是短命王朝，这令朱元璋内心深处多有忌讳。再加上南京偏安江左，对北部边防有鞭长莫及之虞。故而朱元璋对建都南京犹豫再三，甚至一度想在他的老家凤阳建都。但最终都因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作罢，仍以南京为都城。

北京是朱棣的肇兴之地，其本身地理位置险要，加之有辽、金、元三代为都的经营，在此建都是有基础的。从政治需要看，明初北方蒙古贵族不断南下骚扰，为了有效抵御蒙古贵族的入侵，加强北边的防务，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比南京更合适。同时，永乐时期，在东北、西北地区的开发经营方面成绩突出，中国版图进一步扩大，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建都北京比南京更有利。而当时京杭大运河的疏通，又解决了南粮北运问题，北京作为首都的物质条件也比较成熟了。因此，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将首都迁往北京。这一措施，对于巩固北方的边防和加强对全国的管辖，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今天故宫的布局、北京城内的诸多社坛等主要建筑，基本上都是永乐时奠定的。[24]

经营边疆

朱棣在着力发展国内经济、加强皇权统治的同时，也积极经营边疆。他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实施有效的管辖，在西北地区设立哈密卫，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进一步加强西南地区和中原地区各方面的联系。(www.xing528.com)

东北是当时女真部（即今天的满族）的居住区。明朝初年，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设置了大量卫所。但由于各种原因，终洪武一朝，始终未能在女真地区设置军政机构。

朱棣即位后，积极对东北边陲进行全面经营。永乐七年（1409），奴儿干卫的头目来朝，称奴儿干地处冲要，宜设元帅府，朱棣遂决定设立奴儿干都司。但由于蒙元势力的大举内犯而未果。永乐八年（1410），朱棣率大军亲征漠北，击退了蒙元势力的东犯，使东北也获得了安定的局面，从而为奴儿干都司的设立创造了条件。永乐九年（1411），在元朝奴儿干东征元帅府的旧址，即黑龙江口附近特林地方，建立奴尔干都指挥使司，成为明朝政府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由此也确立了明政府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领土主权，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有效管理。明政府在这里设官置制，教民垦殖，设防实边，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快了各民族间的融合。设立奴儿干都司后，朱棣还在特林的江边上，修建了一座供奉观音菩萨的永宁寺。在永宁寺旁边，竖起了永宁寺碑，记载了设立奴儿干都司的经过。奴儿干都司的设立，是明政府经营祖国边疆历史上的重要一页。

朱棣对西北地区也进行了积极的经营。西北地区地理位置重要，明初通好西域和与北方周边国家交流均要经过此地。明政府经营西北的最大成就是永乐四年（1406）哈密卫的设立。哈密卫在今天新疆的哈密市，它是有明一代最靠西北的一个卫，也是明代西北地区最边远的军事重镇。西域各国来朝及明朝人员西行，都要经过哈密，因而它在交通和军事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哈密卫的设立，不仅具有军事国防意义，而且也促进了西北地区的安定和发展。

明代辽东边墙东段图，此为明朝人绘制的舆地图，原载《辽东志》卷首。

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明政府则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措施。对于“改土归流”，人们大多都知道清朝雍正时鄂尔泰在西南地区推行过改土归流，但实际上正是明政府开了改土归流的先河。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按照内地实行的政治体制，委派有一定任期的官员担任当地的长官，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明政府最先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后来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提供了经验。明清两代对于西南地区的统治主要采取改土归流的政策，它历经数百年，直到清代才最后完成。

明政府经营西南地区的另一大成绩是贵州布政司的设立，它使得我国的行政区划进一步趋向合理。此前，贵州时而属四川，时而归湖广和云南，没有定属。贵州布政司的设立，使得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开始由“边地”变为“内地”，结束了大小土司各自为政的局面，中央政令可以直达贵州各地。这也意味着，当地过去那种互不统属的土酋体制宣告解体。同时，它也使当地民众成为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解除了过去那种“世民”与“世官”之间的人身隶属关系，促进了当地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利于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及其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

此外，明政府还加强了同西藏的联系，封赠当地宗教领袖，利用他们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并继续保持汉藏两地的经贸往来，为后世的汉藏关系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南方，明政府出兵打败了安南，建立了交趾布政司；对南洋诸国，则派出了庞大的船队不断造访—即著名的郑和下西洋。这一切，都加强了明政府同各少数民族和远方各国的友好联系。[25]

五征漠北

在对东北、西南、西北各地进行开发经营的同时，明政府还对北方的蒙元势力进行了有力的打击。明初，蒙元势力不断南侵骚扰，一直是明代北方的主要威胁。建文四年（1402），北元最后一个皇帝被废，其内部陷入分裂，分为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兀良哈部所属地区靠近中原，力量也较弱，在洪武时即已内附，并一直同明廷保持着较友好的关系。鞑靼部势力最强，是明廷的主要威胁。明洪武年间及至永乐初年，鞑靼和瓦剌之间经常内部混战，故而虽然其时常南下侵扰，还尚未对明廷构成很大威胁。朱棣即位后，其对北方边境最大的心事便是如何对付蒙元势力。他采取了分化瓦解、抑强扶弱、和平争取、恩威并施的手段，以求维持其内部均势，使之互相牵制。

永乐七年（1409）造手铳。手铳在明代大量用于装备军队。

永乐五年保护穆斯林敕谕石刻

在鞑靼部和瓦剌部的不断仇杀中，朱棣看鞑靼部势力较强，就有意支持瓦剌部。而鞑靼部随着其内部势力的不断增强，不仅对瓦剌部占有越来越大的优势，对明王朝的态度也渐渐不恭起来，不时南下侵扰，还杀了朱棣派去责问的使臣。永乐七年（1409）七月，朱棣任命丘福为大将军，率军北征鞑靼。由于丘福临阵轻敌冒进，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为此，永乐八年（1410）初，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进行了第一次北征，大获全胜而归，鞑靼部的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此势力大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未敢危害明廷。

鞑靼部的势力受到重创以后，漠北的均势出现了倾斜，瓦剌部的势力大增，并渐渐有控制漠北之势和觊觎明廷之心。朱棣想在漠北建立一种均势的想法失败了，瓦剌又成为明廷的主要威胁。为了解除边患，继续维持北边的均势，朱棣于永乐十二年（1414）三月，再次亲率五十万大军，北征瓦剌部。这次征讨远没有第一次那么顺利，经过艰苦的战斗，总算是大胜而归，瓦剌部的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此后，瓦剌部就一直接受明朝政府的管辖。

第二次亲征后，漠北的均势大体得到了恢复，在此后的七八年间，北部边境基本上保持着和平的局面，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永乐二十年（1422）开始，朱棣连续三年进行了三次亲征。在最后一次的征讨中，当朱棣率大军到达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时，突然病故，明军只好班师回朝。[26]

永乐帝朱棣的五次亲征，有力地抵御了北方蒙古诸部的侵扰，维护了北部边境的安宁。特别是头两次的亲征，维持了鞑靼和瓦剌两部的均势，使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力对中原进行大规模的侵犯。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远征带有压迫和掠夺的一面，尤其是后三次北征，明军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劳民伤财且不说，尤显得过于草率。因为这时的鞑靼势力已受到很大的削弱，并未给明廷造成现实的威胁。这种情况下的远征，不仅没能解决矛盾，反而加深了双方的敌对情绪。终明一世，明政府同蒙古各部之间始终未能和谐相处，明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部大举南下，于是便有著名的“土木之变”，明帝朱祁镇被俘。这一切与永乐时期的大规模北征，没有处理好同蒙古的关系不无关联。

明早期建造的火炮局部

《剑桥中国明代史》指出：“永乐帝留给明代后来的君主们一项复杂的遗产。他们继承了一个对远方诸国负有义务的帝国、一条沿着北方边境的漫长的防线、一个具有许多非常规形式的复杂的文官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一个需要大规模的漕运体制以供它生存的宏伟的北京。这只有在一个被建立帝国的理想所推动的朝气蓬勃的领袖领导下才能够维持，这个领袖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并愿意把权力交给文官，以保持政府的日常职能。”[27]永乐帝的直接继承者都不具备这种英勇的品质，以后的几代皇帝并没有他那种对帝国的认识，并意识到维持他的政策的代价，开始收缩和重新巩固帝国的行政。但是，他们不能解决他们施行的国家政策和必须赖以进行统治的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军事收缩无意地削弱了边防，从而给以后的统治者们造成了许多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永乐帝比明朝的开国皇帝对以后明代历史的进程具有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