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内阁与东厂的设立及影响

内阁的出现是中国官制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它也是明成祖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有力措施。它与过去的丞相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给后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洪武朝“胡惟庸案”导致中国古代社会长达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长达千余年的君权与相权之争以君权的彻底胜利、相权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宰相府原本是皇帝与六部之间事务处理的中转站，军政大事，都由宰相和几个副手集中处理，最后呈交皇帝批准决定。如今宰相没有了，但国家仍要治理，奏章仍需批复，这使得朱元璋要直接面对繁杂的六部事务。曾有人做过统计，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为例，八天时间里，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份，合计三千二百九十一桩事情。平均下来，朱元璋每天要看两百份奏报，处理四百多件事情。如此繁多的政务，即便朱元璋精力过人，也会应接不暇，心力交瘁。特别是拟旨、批示等，都是要见诸笔端的，而这远非文化程度不高的朱元璋所能独自应付。因此，丞相被废不久，朱元璋便挑选几名文人担任殿阁大学士，协助他批阅奏章，官级五品。这些人只有建议权，没有议决权，实际上等于没有实权。殿阁大学士可以说是内阁制的最早雏形。

到永乐朝，内阁制度基本形成。这一时期阁臣的设置已成为常制，成为一个稳定的官僚机构，并且明确规定其职责是“参预机务”，不像洪武朝那样偏重于义理经史，而对国家事务则很少参决，只备顾问而已。永乐初年阁臣的地位还较低，远远不及尚书，他们的权力也受到种种限制，只不过相当于内廷秘书处，其权力绝不足以与前代的丞相相比。

永乐朝的内阁大学士都来自翰林院。翰林院是文士荟萃之地，明清两代都把翰林院作为储才重地。翰林学士掌秘书、著作之职，他们的品级虽然不高，但如表现出色、才华出众，往往能很快升至显要。永乐朝阁臣的选择和任用基本能够做到“唯才是取，不拘内外新旧职事”，说明此时的内阁有其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对推动当时整个官僚机器的运转，对加强中央集权，是成功的措施。

明代内阁制的发展：洪熙、宣德时期，阁权已重于部权。“三杨用事，政归内阁”（杨士奇在任四十三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20]

正统至正德时期，阁权全面超过部权，票拟权制度化，成为内阁的一项基本职权，阁臣中的首辅地位日益显著。但由于受土木之变及宪宗朝宦官汪直专权的影响，这一阶段内阁实权一度有所下降。至正德时期，随着“三杨”年老而退出政治舞台，加上宦官刘瑾专权，皇帝也不信任内阁，内阁权力急剧下降。

嘉靖、万历时期，是明内阁制度的鼎盛时期，内阁及首辅的作用发挥最为充分，出现了与历代丞相颇为相似、大权独揽的内阁首辅。万历以后至崇祯时期，内阁权力渐趋衰落。(www.xing528.com)

内阁制度与丞相制度大不相同。[21]首先，丞相历来有定员定制，而阁臣则无定员定制，其人数多少很不稳定，少时一人，多时竟达十人，阁臣数额缺乏制度上的保证，也使得其职权难以得到稳定的发挥。

其次，丞相、宰相均为历代王朝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央六部为其法定的直接下属；而明代内阁则始终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内阁首辅亦非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六部更不是它法定的直接下属，阁臣本身的品秩比各部尚书要低很多，终明之世不过正五品。阁臣官秩品位获得提高，主要是依靠兼授保、傅衔或尚书衔，而并非由于阁臣职位。内阁与六部之间的关系，在仁宣之前，六部权位高于内阁；仁宣以后，阁臣权力渐重，阁部相持；及至严嵩、张居正等显赫的首辅出现后，阁权开始压制部权了。

再次，历代丞相、宰相均拥有法定的权力，他们不仅“综理政务，统率百僚”，而且对皇帝也具有相应的制衡作用。而明代阁臣包括首辅在内，只备皇帝“顾问”，仁宣后虽然有主票拟的权力，但票拟所提出的意见能否实行，最终则要取决于批红。阁臣没有法定的权力，皇帝始终控制着阁臣的选任和罢黜，阁臣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的信任程度。因此明代的阁权忽轻忽重，作用忽大忽小，很不稳定。明朝以内阁制度取代历代的丞相制度，反映了后期皇权的高度强化，标志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

朱棣即位之初，曾鼓励告密，有不少人乘机挟私诬告，陷害好人，多有因此而青云直上者。后来，朱棣发现锦衣卫多起诬告朝臣的事件，引起了朱棣对锦衣卫的不信任感。同时，锦衣卫又是个外廷机构，既管侦缉，还要负责侍卫皇帝。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开始设立东厂。这是个内廷机构，由太监主掌，也是明代最大的一个负责侦缉和刑狱的特务机关，其使命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除皇帝之外，任何人都在它的侦察之中。东厂专门出外缉访的称“役长”，役长的下手称为“番子”，他们大多是从锦衣卫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朱棣之设东厂，目的也是与锦衣卫分权均势，制约锦衣卫的力量。

由于宦官昼夜在皇帝身边，报告这类事就特别方便。虽然东厂侦缉的范围极广，但只对皇帝汇报，不受其他朝廷机构的制约，这样，在大大增强皇帝对臣下监视和控制的同时，一切最终决定都出于皇帝本人，这又从根本上杜绝了包括锦衣卫在内的任何机构的僭越专断。因此，自朱棣以后，锦衣卫的地位逐渐被东厂超越。东厂的地点设在京城东安门北（故称“东厂”），它跟锦衣卫合称为明代的厂卫制度，是君权高度强化的产物。东厂一经设立，终明不废。后世皇帝设立的西厂、内行厂等机构都时设时废，没有东厂的影响大。东厂的一切奏本不必经过任何手续，便可直接送交皇帝，就此意义而言，东厂可谓名副其实的特务机关。在永乐年间，朝廷外有锦衣卫，内有东厂，朝廷内外无不处于其严密的监视之下，特务政治无孔不入。朱棣还将东厂大权委与宦官。东厂过重的特权以及对宦官的过分倚重，都为后来的宦官控制东厂、左右皇帝而专权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