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年仅二十一岁的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
建文帝继位时，明代社会历经洪武时代三十一年的治理，国家统一，政治局面安定，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但也存在着诸多隐患。洪武时期，朱元璋在以猛治国的思想指导下，借胡蓝之狱，大开杀戒，开国功臣几被诛杀殆尽；同时依靠锦衣卫实行高压政策与特务政治，官员们战战兢兢地生活于恐惧之中，极端君主专制的政治空气太过严酷。建文帝自幼接近方孝孺这样的儒臣，对此自然感触良深，他特别赞赏方孝孺提倡仁政、反对暴政的政治理想。因此，在即帝位后，便重用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饱读诗书的江南士子，实行改革。一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言：“这位年轻皇帝的温顺性格和儒家教育，使得他真正关心他祖父的高压行政措施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因此他衷心向往的是实行理想的仁政。”
建文帝朱允炆像
首先，建文帝一改洪武时期重武轻文的政策，尊右文教。朱元璋以武功得天下，重武轻文，勋戚多是统兵将帅，诸王也以能节制诸军而增加自己的威权。相反，文臣地位甚低。建文帝提高文臣学士的政治待遇，以品行佳优的文臣循吏充实大明中枢机构，实现其文职化，为此，他身边聚集了不少当时知名的文士，方孝孺便是其中之一。经历了洪武时期动辄得咎的白色恐怖，建文朝尊重文人的政策无异于阳光明媚的煦日春天，官员们再也不用人人自危、诚惶诚恐地度日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段被称为“四年宽政解严霜”的时光。建文帝也因此而得到了江南士大夫们的衷心支持。
其次，宽刑省狱，务崇礼教。在朱元璋重典驭臣的思想指导下，洪武朝的严刑峻法也是历史上少有的，有许多人不明不白地受株连被治罪，谪戍边地。当建文帝还是皇太孙时，就曾向朱元璋提议，请求更定过于严苛的律例七十三条。继位做了皇帝后，建文帝更是提出了“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的指导思想，并谕令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为此，他下诏“行宽政，赦有罪”，平冤狱，赦免大量洪武年间因有罪而被黥面充军的军士，这些措施在当时大得民心。与此同时，一些在洪武朝被故意网罗罪名而获罪、被流放的官员，在建文朝又重新得到任用，这实际上是对朱元璋严刑峻法的一种矫正。据史料记载，在建文帝宽刑省狱的思想指导下，建文年间罪犯较之洪武年间有很大幅度的减少。
第三，宽免赋税，减轻赋敛。洪武年间，江浙一带的田赋较其他地区为重，号称“江南之赋，甲于天下”，而其中尤以苏松为最。这既有当时这一地区是全国最富庶地区的客观原因，也有朱元璋因当年苏州民众支持张士诚力抗明军而对该地民众加以惩罚的用意。但江南重赋客观上已阻碍了江南经济的正常发展，当地老百姓不堪重赋之苦，有的弃田而逃，没有逃亡的也多有逋欠。针对这种弊端，建文帝于建文元年正月下诏减免江南田赋。原来不准江浙、苏松人为官户部的规定，这时也得到了纠正。当年年底又颁诏全国，“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全国老百姓都能少交一半租赋，这自然是很得民心的惠政。(www.xing528.com)
此外，建文帝还对洪武官制进行了一些调整，这也是建文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文元年，“诏诸王不得节制地方文武吏士，更定内外大小官制”。这次改革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允许诸王节制地方文武吏士，便意味着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权力的上升，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也因此而真正成为一级地方政府。在官员秩级和行政设置上，将六部尚书从正二品提升为正一品，以提高其决事权，加强了六部独立行使职权的能力，也提高了外廷官员的地位；将都察院改为御史府，这是他更定官制的又一个比较大的举动。洪武初置御史台，洪武十三年改为都察院，掌纠劾，与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洪武时以严刑峻法打杀臣僚，都察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朱元璋加强专制皇权的得力工具。建文帝将之改名为御史府，都御史改为御史大夫，除了名称的改变以外，也是建文帝宽刑省狱和注重教化的举措。此外，建文帝还合并了许多州县，裁减了大批冗官冗员。从官制的诸多变革来看，建文帝改革官制的基本倾向是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但除了裁减冗官冗员有些实际意义以外，其他的大都没有什么实际效果。[12]
建文新政虽然仅维持了短短的四年时间（1399—1402），但这一时期，建文帝崇尚礼教，锐意文治；宽刑省狱，平反冤案，赦免被流放的官员，极大地改变了洪武时极端严酷的政治气氛。这是明代历史上难得的君臣和谐、相得益彰、共施“仁政”的时期。经济上采取重农桑，兴学校，赈济灾民，蠲荒田租等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在减轻农民田赋方面颇得民心。同时，废除了朱元璋时期不许江西、浙江及苏松人士入官户部的法令，显然是对江浙以及江西士人的一个鼓舞。
建文帝礼遇文士的这些政策行为，使他得到士大夫集团的衷心支持。当朱棣登基，大开杀戒之时，“文臣莫不踊跃致身，趋死如归”，又何尝不是江南士人对建文帝知遇之恩的一种感戴与回报？正如王家范先生所指出的，在江南士人中，“仁政”理想已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群体意识，江南又是当时最大的文人渊薮，名儒辈出。在洪武治下，他们是政治恐怖主义最坚定也最有力量的反抗者，而他们所遭受的打击，比之其他地区的士人也就更为酷烈。朱允炆即位后开始改革洪武政治和经济政策，重用江南士人。所有这些，都激励着他们全力支持建文改制，因为这是他们在洪武极权统治时期，曾极力祈盼的“仁政”实践。因此在江南士人眼里，“削藩”与“靖难”之争，并不是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而是仁政与暴政之争。方孝孺不顾“十族”之灭，是为其仁政理想而赴难。[13]
《剑桥中国明代史》指出：建文帝放弃了朱元璋的政策，并且与燕王发生了冲突，同时又公开承认有不同的统治概念。燕王的权力是建立在北方边境上，而且依靠的是军官们的支持；建文帝及其左右与此不同，他们是以南京为基地，依靠的是长江下游的儒家精英阶层。他们没有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在兵力上次于燕王，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多少实际经验，在战场上缺乏果断的领导、周密的计划和首尾一贯的战略方针。建文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在他们的真诚而勇敢地致力于提倡仁慈的文官统治和推进群众福利方面，留下了一笔重要的遗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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