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大臣徐达的悲剧：开国功臣命运令人叹息

徐达的悲剧

徐达（1332—1385），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家世业农”。元至正十三年（1353），徐达加入郭子兴的起义军队伍，隶属朱元璋所率红巾军。史书记载徐达“长身伟貌，刚毅英武”，与朱元璋相见后，两人交谈颇为投机，“谋议无不合”。朱元璋惊讶于徐达的才智过人，当即将其“留置麾下”。徐达此后便一直追随朱元璋左右，成为朱元璋平定天下不可缺少的得力干将。

徐达像

至正十五年（1355），徐达随朱元璋渡过长江，打下集庆（朱元璋改为应天，即今南京），辅佐朱元璋创建政权。至正十九年至至正二十二年，在与陈友谅部的龙江（湾）战役、江州（今江西九江）战役中，徐达率军身先士卒，大败陈军，战后因军功卓著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相”。至正二十三年（1363）秋，在鄱阳湖决战中，先是率军大战陈友谅，随后承担起了坚守应天、力保应天不失的重任，使得朱元璋及其他将士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战斗，夺取鄱阳湖决战的最后胜利。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称吴王，徐达被任命为中书省左相国，在当时文武群臣中，地位仅次于中书省右相国李善长。

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万大军出征，进攻张士诚，彻底占领淮东之地，接着占领浙西，连战皆捷，最终攻陷平江（今苏州），奠定了南方政局。徐达因功勋卓著，被封为信国公。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吴元年，1367）十月，徐达被朱元璋任命为征虏大将军，同副将常遇春率师二十五万开始北伐，不久攻取山东，平定河南，然后很快挥军攻下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诏令改“大都路”为“北平府”，宣告了元朝的灭亡。

元朝虽然宣告灭亡，但元顺帝在古长城以北、河北大部及今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地仍有相当的军事力量，而且他们不甘心失败，经常派骑兵南下骚扰。明朝政府统一全国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作为明朝武将之首的开国功臣徐达，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最终统一北方地区的重任。

为防备退居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卷土重来，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领兵平定山西，主持重修北京的咽喉重地—居庸关，以防止蒙古骑兵的突袭。洪武三年，徐达率兵出潼关，趋定西（今属甘肃），进剿元朝大将扩廓帖木儿，经过激烈战斗，大败元军，荡平了关陇地区。从西北班师回朝后，徐达因功被授予特晋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等称号，升任中书右丞相，许“参军国事”，并晋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子孙世袭，还赐给他免死的“丹书铁券”。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徐达是何等的恩宠！

常遇春像

洪武三年十一月，自西北地区班师回京后不到两个月，徐达又被朱元璋下诏派出镇守北部边塞。此后，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徐达去世前的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多次奉诏统兵出征漠北，讨伐北元，镇守北部边塞，几乎将他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倾注于歼灭北方故元残余的战斗中，为维护明朝北部边境地区的安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期间，他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发燕山等卫屯兵一万五千一百人，依山傍海筑长城及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山海关。从此，山海关成了北平东面的咽喉要塞，也成为阻止蒙古骑兵南下的重要屏障，周边的老百姓从此免于频仍的战乱。

由于长年征战在外，历经风霜雨雪，徐达身心疲惫，终于积劳成疾，于洪武十七年（1384）冬卧床不起。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当徐达疮疾缠身、久治不愈时，朱元璋非常关心，不仅四处召名医为之医治，甚至还专门为他举行祷告山川、城隍之神的祭礼，以乞求神灵保佑徐达痊愈，并特地委派徐达之子徐辉祖持其玺书前去慰问。这一切，莫不令徐达感激涕零。

洪武十八年二月，本来已有好转的徐达，病情突然恶化，最终不治而逝，终年五十四岁。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听闻徐达逝世噩耗后，“袒跣奔达寝，抚尸而恸”，大叹“大将军为朕股肱心膂”，“天何夺吾将之速”！并为之辍朝，以表示对徐达的哀悼。同时，为表彰徐达的开国与守边之功，朱元璋又下诏追封徐达为“中山王”，赐谥“武宁”，赐葬钟山之阴，赠三世皆王爵。朱元璋还亲笔为徐达撰写《御制中山徐武宁王神道碑》碑文，记颂其不凡功绩，将碑立于徐达墓之神道，“以示子孙，耿光万世”。还令有司塑其像于功臣庙，每年依时节祭祀徐达。这一切，无不显示出朱元璋对徐达的恩宠的确是超过了其他功臣。

但是，民间传说的徐达之死是耐人寻味的。据徐祯卿《翦胜野闻》记载，徐达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知道当时天下大局已定，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上前谢过龙恩，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结果背疮骤然加剧，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朱元璋传》一书就明确指出，徐达正是吃了朱元璋的御赐蒸鹅后病情加重去世的。[8]

徐达的一生，可谓谋略过人，智勇兼备，战功卓著。自投奔朱元璋麾下后，他驰骋疆场，出生入死，戎马生涯三十余年，在帮助朱元璋攻灭张士诚、陈友谅等割据势力，开拓王朝基业，奠定南方胜局，北伐元军，统兵西征，镇守北塞等重大战役中都立下汗马功劳，可以说，大明江山多半由他荡平。朱元璋还在赏赐给他的宅第对联中，称赞他“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开国功臣，生前曾有过御赐“胜棋楼”的荣耀，也有明太祖与之为“布衣兄弟”的殊荣，而且为人小心谨慎，但终是功高震主，最终也未能逃脱朱元璋晚年猜忌群臣、剪除勋臣宿将、大肆诛杀朝臣的悲剧，其命运令人叹息。徐达去世之时，正值胡惟庸案时期，因为他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其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但是他仍然没能幸免。至此，那所谓的“丹书铁券”的圣光与荣耀，也不由得黯然失色，甚至可以说不无讽刺意味了。

徐达墓位于南京钟山，墓园规制宏伟，坐北朝南，面对钟山，近靠玄武湖，山水相依。其中洪武十九年（1386）所立“御制中山王神道碑”，是明代功臣墓中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一块神道碑。碑文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撰写，大学士宋濂书丹，共二十八行，每行七十二字，共两千余字，记载了徐达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功绩。更让人惊奇的是，这块碑的碑文里有圈点的符号。我国古代的书写习惯，不但碑文，连一般的书面文字，也从不加标点，都是由读者自己断句，谓之句读。我国正式印刷品中的标点符号兴起于二十世纪初“五四”白话文时期。但是此碑文却是断了句的，每一句话后面都加上了断句的圆圈，符号虽然单一，却也十分罕见，可算是古碑中的一件奇闻。学者们经过研究认为，大概碑文是由大臣代笔，而他们怕文化水平不高的朱元璋读起来不方便，于是用圆圈断句，然后交付工匠镌刻，因是皇帝“御制”，工匠害怕获罪，只得依样画葫芦，连圆圈一并刻上，于是给我们留下了这块标有句读的碑文。但真相究竟如何，仍是一个谜。

徐达墓

为了表彰徐达的显赫战功以及他修筑山海关的功劳，明景泰五年（1454），朝廷下令在山海关城内为徐达立庙祭祀，成化七年（1471）建成，所建之庙叫显功庙，又称太傅庙、徐达庙，由内阁大学士商辂撰《显功庙记》，勒石立碑。可惜的是，这些遗迹今天已经不复存在。明嘉靖年间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陈绾曾写《显功庙》一诗，歌颂徐达筑山海关建山海卫的丰功伟绩：

太傅提兵出塞还，更因渝塞起渝关。

石驱到海南城堞，垒筑连云北倚山。

辽水至今来靺鞨，蓟门终古镇窴颜。

岁时伏腊犹祠庙，麟阁勋名孰与班？

刘基的传说(www.xing528.com)

刘基，字伯温，元至大四年（1311）生，明洪武八年（1375）卒，浙江青田人。

在人们的心目中，刘基是一位诸葛亮式的、满腹韬略的智囊人物，民间有“上有诸葛孔明，下有刘基伯温”的说法。他通晓经史，能测天文，精通兵法，《明史·刘基传》称他“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而且“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是明朝的开国元勋。

刘基像

刘基出身官宦世家，自幼聪明好学。十二岁就考中秀才，二十三岁考中进士，是江浙一带有名的才子。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刘基出任江西高安县丞。任职期间，他恪守本职，体察民情，整治官吏，执法如山，使高安县的社会风气大为好转。但是由于他秉公办事，得罪权贵，遭受同僚们的嫉恨和排挤，从而感觉无处施展抱负而辞官归乡，闭门读书。

至正十六年（1356），浙江各地如处州治下的青田、丽水、松阳、遂昌等地都爆发了农民运动，江浙行省起用刘基为浙东元帅府都事，但终因政见不合，屡迁屡贬，可谓仕途坎坷。就这样，在几经波折之后，他终于认识到元廷的不可救药。至正十八年（1358），他第三次辞官回家。

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攻下金华，在浙东寻访名士出山为其服务。几经交往，刘基被朱元璋的诚意所感动，于是投向朱元璋麾下。传说中的刘基是个深谙阴阳八卦，能呼风唤雨，料事如神的奇人，尤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刘基与朱元璋“诗以言志”的故事。相传有一次两人在田野间散步，当时正值寒冬腊月，朱元璋看着周边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景色，不由脱口而出：“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刘基马上对上：“国乱民怨，王不出头谁作主？”朱元璋又说上联：“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光。”刘基接着对出：“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朱元璋再出上联：“天下口、天上口，志在吞吴。”刘基拍手叫好，立即附和：“人中王、人边王，意图全任。”这一连三副对联，堪称绝对，不由得令朱元璋拍案叫绝，从此对刘基刮目相看。

当然，这些传说多少有点神化了，但刘基确实博古通今，才智过人，在朱元璋征讨天下的过程中，颇受重用。

当时朱元璋的领地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军事上受张陈的夹击；同时，朱元璋尊奉小明王韩林儿，受其封爵，用其年号，没有自己的旗号，政治上又受制于人。针对这种被动局面，刘基力主朱元璋摆脱小明王，提出先灭陈友谅、后取张士诚的战略。因此，当韩林儿被朱元璋的大将廖永忠沉船江中后不久，朱元璋就毫无顾忌地树立了自己的旗帜。

后来在与陈友谅决战鄱阳湖、双方相持不下的关键时刻，刘基提出“移师湖口”之策，就是将战舰全部移往湖口，封锁鄱阳湖通向长江的水路通道，关门打狗。由于陈友谅的巨舰在相对狭隘的湖口水面上远远比不上朱元璋的战舰那样轻巧灵活，所以，陈友谅始终未能攻破湖口。最后，双方在泾江口大战，陈友谅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全军覆没。此战朱元璋得胜的关键，正是“移师湖口”这一计谋的实施，此役刘基同样功不可没。

刘基在举荐贤能方面，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特别是他不念私人恩怨，顾全大局，建议朱元璋以李善长为丞相及直言评判胡惟庸等人之事，尤令后人刮目相看。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因为李善长日渐骄恣，欲废其相而以刘基代之，为此征求刘基的意见。刘基认为，“国之大事，莫大乎置相”，尽管李善长常在暗中排挤攻讦他，但他仍然能出于公心，认为李善长是勋旧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匆促更换，劝导朱元璋不要撤换李善长。

李善长辞相后，朱元璋又问及刘基对杨宪、汪广洋的看法，刘基并未因为与杨宪有私交而褒扬他，指出“（杨）宪有相才，无相器”，而汪广洋器量也过小，“偏浅殆甚于（杨）宪”。后来，朱元璋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认为他是几人中最差的人选。但最后，朱元璋还是起用了胡惟庸为相。从此事也可以看出，为了避免相权对于皇权的威胁，此时朱元璋需要的并不是出类拔萃、运筹帷幄、独当一面的将帅之才，而是一个没有势力、稍有小才而忠于帝王的高级秘书。胡惟庸善于阿谀奉承以获得皇帝的信任，十分符合朱元璋的心意，因而得以获得异宠，独相数载，这在“无一日无过之人”的洪武政坛是很罕见的。

刘基在明初大封功臣中的地位是值得注意的。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亲御奉天殿，论功行赏，大封功臣。封李善长、徐达、常遇春之子常茂、李文忠等六人为公，汤和等二十八人为侯，仅封刘基为诚意伯，年俸二百四十石，而李善长俸禄四千石，是刘基的十多倍。刘基成为开国所封的勋臣中位次最末、俸禄最少的一位。

至于刘基在功臣中为何地位最低，史书中说法不一。论及才能，李善长之后最适合的丞相人选莫若刘基，但如若真以刘基为相，朱元璋将更会陷入皇权被相权威胁的担忧之中。刘基也深知这一点，更知朱元璋为人狭刻猜忌，不能容纳功臣能臣，并且向来对浙东士绅出身的文人集团心存猜忌，而自己又生性刚直，不能见容于官场，所以一直不求显位高爵。刘基的谦让，充分体现出了他的深谋远虑、高人一筹。正像有学者指出的，以朱元璋的猜忌个性，“鲠直者不能见容，才智者不免见嫉，亦只有才具平庸，柔佞而便于指挥驾驭的，方是理想中奉命惟谨的宰执之选”。

汤和像

被封诚意伯后不久，刘基辞官归乡，以求远离政治漩涡、得到善终。史载刘基在家“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即便如此，刘基还是难逃厄运。洪武六年（1373），胡惟庸指使刑部尚书吴云沐向朱元璋上疏，说刘基家乡谈洋一带有王气，刘基欲在此修墓，并想请朝廷设巡检司驱赶百姓。朱元璋素来多疑，又深知刘基精通象纬之学，因而这种告状对刘基来说是致命的。朱元璋借此除去了刘基的俸禄，但没有明旨问罪。刘基进京谢罪，想消除朱元璋的猜疑，但是遭到了冷遇，为此而郁郁得疾。洪武八年（1375），病重的刘基回到老家，仅仅月余，便离开了人世。[9]

关于刘基之死，《明史》有载，刘基卧病应天时，朱元璋曾派胡惟庸探视刘基病情，胡随身带的医生为刘基开了药方，刘饮药以后，感到“有物积腹中如拳石”，两个月后，病势就更加沉重起来。对此后人颇有疑虑：其时刘基已经好比是笼中之鸟，又遭朱元璋的疑忌，而胡惟庸正获荣宠，加上其人气量狭小，记恨刘基当年议相时对自己的评价，为此加以谋害也不是没有可能。然而更多的史家认为对刘基之死，朱元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朱元璋明知胡、刘二人水火不容，却为何要派胡惟庸去看望刘基？而刘基服药后病势加剧，向朱元璋汇报时，为何朱元璋却丝毫不予理会？故而更有可能是当时胡惟庸得到了皇帝的授意，不着痕迹地置刘基于死地，尔后胡案既发，此事便一齐推在胡惟庸身上。

其实刘基是洪武年间朱元璋、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三方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朱元璋起兵反元建明的过程中，淮西集团随他东征西讨，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李善长、徐达、汤和、耿君用、耿炳文、常遇春等人成为开国功臣。而以“浙东四先生”为领袖的浙东集团则在征讨中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制定战略、运筹帷幄、安定民心；在国家建立之初又主持编订各项典章、仪制、历法、史籍这些建国之本。一方面，这两个集团之间有矛盾，一方是战功赫赫，位高权重；一方是文坛领袖，名望素隆。另一方面，他们的权力分别对皇权存在威胁，因而与朱元璋之间又有矛盾。起先，朱元璋因为出身较低，又定都在江浙之地的南京，对那些有家学渊源且在江浙一带很有影响力的浙东集团很是猜忌。他利用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利用淮西集团打击浙东集团，结果刘基和宋濂等浙东集团的领袖在压力之下相继引退，最后却都难逃厄运。

钱谦益曾隐晦地指出，“胡惟庸之毒诚意也，奉上命挟医而往”，这里面就含有朱元璋授意或怂恿胡惟庸的意思。吴晗就明确指出：刘基被毒，出于朱元璋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朱元璋所利用。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刘基的死无疑更具悲剧色彩。对此，明清史专家孟森不无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急流勇退。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然而纵且如此，且已急流勇退终不免于祸。朱元璋对大臣的猜忌可谓无以复加，连自视比肩张良的刘基也最终没能逃脱厄运，由此可见在那种“伴君如伴虎”的时代，臣子们的无奈与悲哀。

刘基死后，朱元璋下诏令其子孙世代承袭诚意伯爵位。天顺元年，刘基六世孙奏请立诚意伯祠，天顺三年建成刘基庙。正德九年又加赠太师，谥文成。诏书称其“慷慨有志，刚毅多谋，学为帝师，才称王佐”。明正德皇帝朱厚照还撰联赞誉“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近人蔡元培先生则撰联：“时势造英雄，帷幄奇谋，功冠有明一代；庙堂馨俎豆，枌榆故里，群瞻遗像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