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培训包实践
在澳大利亚全面推行培训包之际，我国也开始实施了有关方面的研究与实践。1988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与日本放送协会开始联合编写制作“视听教材培训包”[46]，但其内容仅包括教师用书及学生用书两部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培训包。2001年，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英语系主任李德荣教授首次介绍了澳大利业职业培训包开发及实施情况[47]，开始了真正意义的培训包研究。此后，有关澳大利亚职业培训包的研究逐步增多，确认了对我国的借鉴意义。2009年，中央财政拨付4000万资金，支持教育部与德国国际继续教育和发展协会开展了12个专业项目培训包开发工作[48]。此后，各地培训包开发工作得以广泛开展。2011年，天津市组织相关行业及职业学校专业技术人员，相继开发了22个行业、191个职业、820个职业培训包，并开始投入使用。2013年，陕西省教育厅启动了《陕西省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师培训包》开发项目[49]，有效提高了中职教师培训质量。2016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关于推进职业培训包工作的通知》[50]，正式提出要“建立国家基本职业培训包制度”。计划在“十三五”期间，组织行业及职业培训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开发100个左右基本职业培训包，指导开发100个左右具有地方（行业）特色的职业培训包。到“十三五”末，力争全面建立国家基本职业培训包制度，普遍应用职业培训包开展各类职业培训。
（二）学分银行实践
我国自2001年开始在职业学校进行学分制试点，提出“建立校际之间、相近专业之间、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和各种形式的短期培训之间学分相互承认的机制”[51]。2008年，教育部提出《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再次推进了中职教育学分银行试点工作[52]。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建立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正式提出“建立学分银行制度”[53]。2012年，上海市在该市广播电视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家覆盖全市的终身教育学分银行[54]。2016年，安徽省提出进一步推进中等职业学校学分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设立职业学校“学分银行”，中职学生可通过“走课制”在市内进行多校课程互选，并可攻读大专乃至本科课程[55]。
（三）实践效果分析(www.xing528.com)
由以上分析可见，我国培训包和学分银行建设得到了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也取得了较多的实践成果。但从应用状况看，由于培训包和学分银行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到目前为止未见劳动者通过接受培训包培训获取相应学分存入学分银行以及通过学分存储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学历证书的报道。
从各地培训包开发及学分银行的建设过程看，明显存在建设主体不够清晰、建设目标不够明确、管理模式不相匹配等问题。在培训包开发方面，财政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发工作多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本科院校负责实施，行业企业参与力度明显不够。同时，培训包与职业资格证书、学历证书的链接度明显不够。在学分银行建设方面，即使劳动者修完规定的学分，获取了各地广播电视大学乃至国家开放大学的学历证书，其市场“含金量”也难以激发劳动者的学习热情。同时，劳动者存储的学分与职业资格证书的关系也不够明确，尚需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的参与。
就培训包与学分银行二者的关系而言，目前均处于独立实施状态，明显存在一些重复建设内容。尽管培训包内容体现了知识与技能分层推进的客观规律，实现了模块化教学，但仍然具有阶段性特征，难以反映劳动者一生的学习历程。而学分银行虽然记录了劳动者的学习历程，却没有涵盖不同教育类型相关课程的具体内容，对不同教育类型获得学分的折算方法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甚至部分学校以及职业培训机构根本就没有实施学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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