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江大水引发的灾难纪实揭示：《荆州文化简史》

进入民国之后，清季末年本已千疮百孔的江汉堤防，更显得程度空前的破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水灾，让荆州各县的广大民众饱受频频发生的水患之苦。其灾情之重，危害之烈、都达到了历史上最为严峻的程度。

1931年入夏以后，长江流域淫雨连绵，月平均降雨量竟达历年平均降雨量的两倍多。荆州各县的受灾情况，大抵相当，都是在同一时期内承受着内涝与外洪的双重压力。早在7月1日，在荆江大堤的齐家堤段便发生溃决，洪水从水头高约六七米高程的口门处冲泄而入，在荆北岸地区上下横流，其平均水深大多为3～6米。灾民有的自家备小船逃命，有的用门板、木盆、水桶扎排逃生，有的爬到树上房上待救。各地水势滔滔，田园庐舍，尽行淹没，人畜漂流，触目皆是。由于当年为全流域性的降水，故使得江陵县在七八两个月中，淫雨倾盆，平地积水深达数尺。时至8月3日，长江南岸的虎渡河西堤于斗星场段溃口成灾，大水直注原野，江南弥市大部被淹，只有天保垸、集生垸、神保垸等处惟得幸免。而其时在长江南岸的沙市东北郊岑河口一带，也因内渍成灾久已尽成泽国。

8月9日，沙市的荆江水位已涨至43.52米，“帆轮楼顶驶，江水屋上流”，形势十分险峻。浩淼大水，奔涌而至，风推浪涌，几与堤平，足以令人触目惊心！正是在这一天，荆江大堤江陵段沙沟子溃口，狂流从口门处直灌而下，洪流上灌，向四周迅速延展开去，整个县东一带受灾范围迅速扩大。

此间，江陵的整个东南部地区，以沙市关沮口为起点，泛滥的洪水沿长湖向东扫荡而去，直抵与石首县交界的荆江大堤堤脚；向南则沿岑河口、东市、资福寺折回向西南方向猛扑，继而旋流至潜江、监利等广大区域。洪水流经之处，摧枯拉朽，田土畦垄全部被淹，整个大地茫茫一片映天光水色，屋宇树木尽没洪涛，灾民鹄立水中，情状万分痛苦。大灾过后，瘟疫盛行，各地秋收绝望，灾民无衣无食，他们的房屋倒塌，耕畜等生产资料或丧失于滔滔洪水之中，或为了维持生计低价典当出卖，再加上灾后粮价上涨，灾民皆一贫如洗。他们忍饥挨饿，风餐露宿，瘟疫的流行对人民生命的摧残甚至较水灾更为残酷。在这场大水灾中，死亡人数便已是骇人听闻，灾后的逃亡人数更是触目惊心。据当时的地方政府统计，仅监利一县逃亡者就达30余万。在逃亡的灾民中，男性青壮年所占的比率更高，由此造成当地灾后恢复期的劳动力锐减。

时隔四年之后，人们还没缓过气来，到1935年又一场洪水令荆楚大地陷入灾难的渊薮之中。7月5日深夜，荆江大堤江陵县堆金台与得胜台段的中间地段横店子处首先发生溃决，几乎于瞬息之间，冲口便达五十余丈，深一丈有余；同时，得胜寺处也出现漫溃，阴湘城堤亦于6日凌晨漫垮，溃决之水，沿太湖港顺流东下，洪水向东直冲而下，势如高屋建瓴，一泻千里，江汉平原的江陵、沙市、监利、潜江、洪湖、沔阳、天门、荆门、汉阳、汉口等十数个县市约500万人口、计1000余万亩农田[10]，一夜之间尽为泽国。7月6日拂晓前，荆州城已被围于滔滔洪流之中，内外交通断绝。城外洪水肆虐狂泻，人们逐波漂散，城内众多灾民栖身于城墙之上，日晒雨淋，衣食无着。

据夏道平、张克明合编的《湖北江河流域灾情调查报告书》（国立武汉大学，1935年刊印）统计，这次水灾，令湖北全省淹没大半，田庐洗刷一空，人畜死亡无算，“不幸民国二十年之浩劫，再度到临，何堪复遭巨创”。其中，江陵一县的遭灾面积即达2821平方公里，被淹农田1641674亩。受灾人口354747人，死亡379人，淹死牲畜7599头，冲毁或漫倒房屋9707栋。[11]

洪水泛滥酿成如此巨灾，充分说明国民政府当局当时一心“剿共”、忽视防洪建设而给社会造成的极大危害。这年的5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亲任总司令。同期，国民党的军队分左、右两路以30万大军“围”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在这种情形下，荆江堤防年久失修，堤身矮小单薄，隐患丛生，根本就抗御不了洪水的侵袭，而直接负责江河防洪的有关官员，则更是玩忽职守，视人命如儿戏，其劣政之窳败令人发指。尤其是当阴湘城堤溃决以后，荆江堤工局局长的徐国瑞在此田庐尽没、哀鸿遍野之际，伙同驻沙市的国民党军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左路军副司令、兼“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徐源泉等，竟纠集沙市士绅，于7月6日在沙市大湾堤街备办三牲，摆设香案祭奠江神，乞神退水，并且还煞有介事地由公安局出面布告全市，“禁屠三日”。[12]希图用封建迷信愚弄人民，逃脱罪责。

国民政府第七区督察专员兼江陵县长雷啸岑则既无抢险之举，亦无救灾之实，只是私自潜往武汉，一味地推卸责任，洗刷自己。国民党军政当局首脑的严重失职，更是引起基层官员的上行下效：荆江堤工局派往万城堤工的负责人吴锦堂在大堤已经出现险情时，不思扑救，反倒借口前往祭祀关老爷为名，早于7月5日傍晚即逃离现场，仅留下一个叫杨玉农的职员与现大洋60元，在万城应付场面，乃至坐视堤溃，生灵涂炭。

在这两场几乎旋踵而至的巨大灾难面前，文学艺术充分显示了其反映现实生活、关怀社会民生的巨大能量。许多文化人纷纷走向抗灾第一线，及时、迅捷地肩负起了自己的责任。

（一）社会迅速衰败的文学纪实

1935年3月号由上海出版的综合类杂志《良友》画报，在第103期刊载了一篇散文《衰败了的古荆州》，作者署名为冷善远。[13]该画报在处理这篇文章的版式结构、编排样式时，竟然是一反常态：以两版连排的方式出现，用了占五分之三的版面，刊载了六幅荆州的老照片；而仅以剩余的小部分空间，依照当时文字竖排的阅读习惯，刊登着文章内容。因为，《良友》杂志原本就是一种画报，那么选材时当然要以图片为主；但这篇文章的分量确实也十分重要，再说写的又是在国内知名度很高的荆州，所以处理起来便显得如此气派与讲究。

文章配用的照片，相继为古承天寺及大铁镬、天王殿及钟楼，最后殿以孔庙前的古牌坊和关公的石马槽；而以作题图兼照片陪衬的则是沙市金龙寺铁桅杆。该文的发表，正好在1931年与1935年两场大水灾的中间，可谓“一语成谶”，这座名城古荆州，于民国年间还真是因为水灾给彻底地衰败下来了！

冷善远时年仅25岁、是英商宜昌怡和洋行驻宜昌航运部的业务员，因其《衰败了的古荆州》主要是写1931年大水灾后的荆州社会实况，故我们将这篇作品纳入到荆江大水衍生出灾难纪实的文学部分予以阐释。其全文不足五千字，却是当年古城荆州社会实况的真实写照：“荆州，就是这样地受了时代的淘汰，它已从沸点的兴盛，降到冰点的萧条了！现在，真像一个染了第三期肺病的病人，只剩下一副垂危的躯壳，尚在人间喘息而已！”其文章一开篇，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做出如此无情的评判；其实他本人也知道，早先荆州被认为中南部中国的政治或军事中心，不论是历史或演义都曾鲜明地告诉人们，一直到了三国时期，以“刘备借荆州”这类以荆州争夺为中心而最终决定中原逐鹿结果的千秋掌故，延至清末仍不失其重要的核心，“清廷常派将军或大臣，坐镇此间，官盖往来，商贾云集，兴盛得很，简直像是一个小小的王都”之现实，现如今荆州早就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多少官署和私邸，在从前不知住过了若干达官显贵公子王孙的，现在不但是门可罗雀的冷落，而且也是户破墙穿的零乱不堪了！就是一切的民房，也都十室九空，炊烟难见，街头上行人稀少，野草偷生，到处留下一片一片的瓦砾，徒于夕阳斜照中显着凄凉的伤痕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冷善远写的这篇《衰败了的古荆州》，不啻是给旧时代的古城，写出的一篇挽歌：它的衰败，是历史的必然；若不迎来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其因水患频仍所导致生命汁液的枯竭与干涸，无疑是其最终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

民国时期，荆州的文学创作极度凋敝，由于民生维艰，百业不振，即便有作品出现，也大多数未能流传下来。比如，当年有位叫郭俊贤的作者，曾写过一篇报告文学，题为《灾民的暴动》，因不容于当局，至今不见踪迹。(www.xing528.com)

（二）水灾肆虐现场影像纪实

1935年水灾发生之后，天津《大公报》从旅京湖北同乡会得到消息，该报打算予以报道，以吁全社会立即行动起来，赈济灾民。无奈当时该报在湖北无派驻记者，而普通民众自备照相机的家庭或个人寥若晨星。为了及早发出关于荆州水灾的画面报道，《大公报》竟设法通过商务关系，请在沙市设门市部营业的显容照相馆派员前往现场，拍摄水泡荆州城的影像图片，航邮天津。

显容照相馆是学徒出身的吴子铭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开办的一家专营照相业务的商业门店，为了扩大业务范围，该店当年刚购置两部8英寸的外拍相机。由于受机具设备的条件所限，其拍摄时曝光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全凭摄影师依自身的经验。那时，为了向外发布关于水灾实况的照片，该照相馆派出专人，雇用了一艘船，硬是从沙市划到荆州城外，绕行城垣一周，拍摄下了一组非常珍贵的图片影像。《大公报》收到照片后，乃于7月15日刊发一组共七张照片。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在荆州城南门一带，纵横奔泄的大水已与城墙垛口相平齐，大水浩淼，波浪滔天，城外天主堂的一对塔尖仅露水外；而在城墙的西门外，甚至连最高的房屋也不见屋脊；在北门外，人们为了加固城墙基脚，还拆了房子，用房梁作桩插入水中予以夯击。总之，大水摧枯拉朽，冲垮了不少房屋，荆州城外，白茫茫一片大水映着天光，远处是仅只冒头的树梢……

当年，还在沙市主持建筑工程的设计师王信伯，他利用工程上便用的照相器材，也以沙市为中心拍摄下了一些水灾实况的照片，从而为这段特殊时期保留下了一些社会性极强的图像资料。

（三）灾民生讨无望的新闻纪实

当时，在沙市印刷发行的地方报纸，计有《长江商务报》《荆沙日报》《鄂西新闻报》和《沙市晚报》等。这些报纸在通常情况下，多采用外埠电讯，刊发本市新闻者非常罕见。面对这场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关注的大水灾，各报马上派出专人，前往各地采访、并组织报道。报道中，诸如出现下面形容灾区场景之惨烈、灾民遭遇之痛苦的语句，比比皆是：

杨秀桥三十余户全被冲洗，无一幸免，草市居民，水来纷避屋顶，屋倒逐流而下，尽葬鱼腹，实为近百年之浩劫。

一日之间，四野田庐，顿成泽国，牲畜禾黍，尽付东流。

难民环呼救命之声，妇女奔走跻跑之惨，殆不啻天崩地坼也。

淹毙者几达三分之二，其幸免者或攀树巅、或骑屋顶、或站高阜，均鹊立水中延颈待食，不死于水者，将悉死于钒，竟见有剖人而食者。

荆沙被水围困，形如岛屿，四乡人畜漂没，田舍荡然，并波及荆、潜、监、沔一带……[14]

等语句，令人读来为之悱恻痛心、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