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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文化简史:戏剧与曲艺争芳斗妍

时间:2023-10-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近现代时期,荆州的戏剧及曲艺在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开始进入其黄金时代。楚地戏曲的兴盛,首推王府的提倡和官僚士绅对戏曲演艺活动的参与。所以,使当地成为戏剧发展的摇篮。1920年,余当选为汉剧公会会长。1921年,北洋政府前大总统黎元洪召湖北汉剧晋京赈灾义演,余领衔汉剧十大行名角四十余人,由湖北省督军府安排专用车厢送往北京,在京演出时受到京华各界人士的欢迎。为其日后的生计考虑,

荆州文化简史:戏剧与曲艺争芳斗妍

近现代时期,荆州戏剧曲艺在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开始进入其黄金时代

早在明朝初期,封藩于荆州的辽王府,便循例由朝廷赐给词曲1700本、乐工27户,以期让其在“慎固边防、翼卫王室”的同时,也能过上钟鸣鼎食、优游岁月的豪华生活。到了明朝中后期,由王府蓄养的歌伎开始散落民间,而作为藩封所在地的荆州,就从此成了戏曲活动频繁的“戏窝子”。

楚地戏曲的兴盛,首推王府的提倡和官僚士绅对戏曲演艺活动的参与。由于沙市作为长江中游地区重要商埠城镇的存在,市民文化的繁荣,也为戏曲演艺活动造就出了大量的爱好者,正是由于民间下层群众对戏曲的热衷与爱戴,历经明清两朝的长期浸润与陶冶,最终促成了楚调以地方剧种的面目扎根于荆楚大地,进而演化为广大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汉剧艺术

(一)余洪元与汉剧

余洪元,原名余丹甫,字经庸,乳名银保;他的父亲叫余四方,祖籍湖北咸宁,曾于道光十年(1831年)来到沙市谋生。余四方先是在刘大巷口开了家面馆,经营面点及各式炒菜。当时,沙市开面馆的不下十余家,余四方为了让自家的店开出独色,他每天半夜就起床,先用猪骨、鸡骨和鳝鱼骨入水加火,熬制成汤;做面条生意时,因其制作精细、用料讲究、配料齐全,因而一经入口,立刻令人感到那汤味鲜香醇厚、浓而不腻,再加上浇头面码中有鲜瘦肉、鸡丝和焦酥鳝鱼条,十分美味,故引得远在荆州城住的八旗将军魅玉每到必尝,由此遂使余家的“早汤面”之名,不胫而走。余四方攒够了钱,便开了家八景酒楼,并将店子移至毛家巷内。

余洪元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当时的沙市毛家巷,可是这座传统商埠小城镇的首脑之地——位于青石街北侧毛家巷内的旃檀庵,为当地十三帮会首的议事处所在地。

在沙市,十三帮原是在沙市经营的外地商帮的一个统称:依省别分,计有湖南帮、江西帮、安徽帮等;若是依湖北省内的各地州、府来分,便又有武昌帮、汉阳帮、黄州帮等。各个外地商帮的帮口与会所,分别以宫,如禹王宫、万寿宫、川主宫,或者是寺庙,如金龙寺、老郎庙等来命名,故对外号称“九宫八庙十三帮”。旧时代,各外地商帮通常在节庆活动中以请戏班子演戏娱神来扩大商业影响,故这里百戏杂陈,群英云集,是一处戏曲演出名家荟萃之地。

那时的红牌艺人为巴结各外地商帮与官府,常在八景酒楼雅聚欢会。余洪元从小便秉性聪慧,他常年穿梭于各戏台之前,悠游于众优伶之间,故小小年纪因耳濡目染,久受熏陶,就以其天独厚得之优势向各路高手们讨教,唱起戏来,架势十足。在他十六七岁那年,余四方一病不起,家道随之中落,余洪元身无长技,无以为生,只因酷爱戏曲,遂通过父辈的引荐,拜汉剧界号称“一末正宗”的胡双喜为师,正式下海登台唱戏。

早年间,沙市的汉剧、荆河戏长年皆有太和、同乐、太寿、三元等诸名戏班在此献艺。十三帮的帮口与会所处处有戏台,一年当中,各个外地旅沙商帮因节庆活动络绎不绝,再加上富商巨室的老爷做寿、太太庆生、少爷娶亲、小姐出嫁等喜贺吉日连连不断,频繁的演出活动几乎少有空闲。所以,使当地成为戏剧发展的摇篮。

余洪元仗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及父亲的余荫,更兼之又受到了胡双喜的精心调教,唱起戏来,天赋独厚,艺风质朴,以新角崭露才华,受到汉口著名戏班大福兴领班袁兴苟的器重。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余洪元由沙市赴汉,先是加入大福兴演出,后来又到汉口天一茶园演唱。此间京剧和汉剧一块联袂献艺,余洪元与京剧老生汪笑侬得缘结为挚友,二人推心置腹,切磋艺术,相得益彰。此后,他又得到《大汉报》主笔胡石人的帮助,胡拨冗为他推敲词曲、揣摩演技,使其受益良多。

民国初年,余洪元在武汉挂头牌献艺,誉压三镇,随后乃率大汉班赴沪,在法租界同乐茶园演唱。1920年,余当选为汉剧公会会长。时值汉口红十字会发起筹赈华北灾民的义演,余洪元与来汉演出的京剧名伶余叔岩同台献艺,台下喝彩声如雷贯耳。1921年,北洋政府前大总统黎元洪召湖北汉剧晋京赈灾义演,余领衔汉剧十大行名角四十余人,由湖北省督军府安排专用车厢送往北京,在京演出时受到京华各界人士的欢迎。《顺天时报》在述评余洪元一行的演出盛况时,称之为“余洪元为汉剧须生之泰斗,人以之比谭鑫培”。余因主演《兴汉图》被誉为“活刘备”。为着汉剧赴京义演,黎元洪还亲笔书写“慷慨悲歌”金字匾额,赠送给余洪元以示褒奖。

余洪元从艺后,集诸家之长,又广泛吸取其他戏曲艺术的唱腔特点及唱法技巧,融会贯通,创造了深沉苍劲、醇洌酣畅、独树一帜的“余派”唱腔。1937年冬,余洪元病逝于汉口。

荆州本是汉剧的发源地之一。清代中叶,汉剧流入沔阳、监利等地,多在迎神赛会、喜庆丰收时演出。辛亥革命前后,汉剧中心逐渐向汉口转移,荆河派与汉河派艺人合流,形成汉剧艺术主流。民国时期,荆沙、仙桃、新堤、石牌、天门、松滋、监利等地,戏班及业余票社仍较活跃。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汉剧宣传一队、五队、六队南撤途中,聚会荆州及沙市,著名演员联袂演出《岳飞》及《血战潜江》等时代新剧目。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地的演出便又有所恢复。

(二)张明亮与汉滩小曲

汉滩小曲是在荆楚大地上流传了一百多年的传统戏曲剧种,它由明清俚歌俗曲衍变而来,一度盛行于汉江两岸,并随着江流一直传播到武汉三镇,故得其名;又因为其以四胡为主的丝弦乐器伴奏,演唱者击云板,有单唱、对唱、多人围唱等演出样式,所以又称汉滩丝弦。

到了清朝光绪年间,它已在长江沿线的口岸城镇汉口、武昌、黄石、沙市、宜昌、九江等地深深地扎下了根,荆州近现代时期出现的汉滩小曲名艺人张明亮,就是这个传统戏曲剧种的优秀代表人物。

张明亮祖籍湖北汉川,因其父张光斗在武汉德国瑞记洋行当职员,故在汉口自幼即听惯了汉滩小曲。他生于1921年农历冬月初五,由于一岁时出天花医治不良,造成双目失明。1925年,其父从洋行辞职拖家带口迁至京山县多宝镇(现划归天门县)经营一家小店铺。这里是汉滩小曲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因其因病致盲丧失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故自七八岁始,他就留连于茶肆酒馆以听曲度日。长大后,他从书中感染到尊师重教、行侠仗义、助人为乐的江湖道义,虽然残疾在身,但也能扶助良善,所以在当地口碑很好。

为其日后的生计考虑,其父不惜重金,带张明亮去拜江湖术士黄大成为师,研修文王八卦、算卜看相等技法。幼年的张明亮一面应付着算命的“课程”,一面却痴迷于拉胡琴等演奏技巧。因其听觉特佳,故长大后拉起胡琴演奏《孟姜女》《双探妹》《叠落金钱》《四季相思》等曲牌段子,皆能得于心、应于手。时间一长,他名声在外,有小曲艺人来天门一带谋生,假设琴师有时未同随行,便会出点钱登门请他伴奏。那段时间,来天门演出的艺人过了一班又一班,张明亮都会一一来茶馆听曲,他边听边在心中默记,回家后就在琴上反复试拉,牢记下来,一连几天反复琢磨练习,由此掌握了近百个一般曲牌。

有次,张明亮听到一位堂兄拉了反弦的《照花台》,觉得颇有新趣,便央求父亲带他去找堂兄学琴。堂兄却认为,明眼人学拉反弦尚且不易,何况是个盲人,嘴上应付了他父亲,实际上并不带他学。他再三登门,赖着不走,守在一旁悄悄默记,不过半年功夫,他终于学会,拉出来了反弦的《照花台》!

1934年,张明亮才13岁,父亲便带着无穷无尽的惆怅,因病去世。眼见家境日趋窘迫,有人劝地去“算命”挣钱养家,他婉言谢绝了。那时,不少穷家姑嫂背井离乡,靠唱小曲、打三棒鼓四出流浪谋生,他眼见这些弱女子都能在这一行立身,从此便滋生了学唱戏曲的意愿。过了两年,一个偶然的机运,把他推上了舞台。当时,天门有名的琴师从襄樊带回来一个小曲班子,他已年逾四十,却想娶班子里的红角月仙姑娘为妻。月仙年方十五,人小却志气大,执意不从。夏先生愤恨不已,双方已无法合作,而月仙父女因缺琴师,无法卖艺,连住店的钱都没有了。旅店老板娘看不过去,遂介绍张明亮去应付几天,好让池父女二人赚点盘费回家。张明亮问明情况,欣然相助,还约了一班朋友前去捧场。没想到这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一上场便以一把胡琴捧红了月仙姑娘,第一天的收入就够父女二人半个月的开支。一月过后,他们的收入十分可观,这父女俩非常高兴,还直夸奖他比夏先生还拉得好,劝他干脆出门行艺,并说不过两三年后,他必定成功。年轻的张明亮心驰神往,便毅然随之同行。他们来到一个水旱码头,当地有两个拉胡琴的先生,一个叫宋端阳,一个叫涂咬脐。二人深知月仙姑娘在圈子里的名气,怕挤掉了自家的生意,便搬出行规,对他们进行耍挟,说张明亮没得码头(未拜师),不能玩这一行(不能出面伴秦)。张明亮迫于无奈,只有回到多宝镇。(www.xing528.com)

当时,沙洋有位驰名荆州府的小曲艺人,人称“赛沙市”,名叫傅爱姣,她能唱140个曲目,是这一行的翘楚。在傅爱姣的鼓励下,张明亮随她来到了沙市。当年,这里聚内、外河小曲界的精英俊秀于一隅,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镇。外河,即长江一带(宜昌到汉口),其南曲、四平调的演唱非常出色,段子多,唱词好,演唱正规,摆设华美;内河,即汉水一带(襄樊到汉口),小调多,西腔的演唱出类拔萃。一时间,竟然有60多名艺人、30多位琴师在沙市争芳竞艳,斗技比艺。在这一方胜地,张明亮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因他为人正派,轻财仗义,故经名师传授,终于成为曲剧界的一位大家。从此,他定居在沙市,为促进汉滩小曲发展成为最终定名的湖北小曲,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茶馆评书的艺人群体

沙市自古即为南北水旱交通的枢纽,再加上“黄金水道”横贯东西,此地商贾密集,舟车辐辏,商业贸易非常繁荣,特别是开埠之后,成为外国商品涌入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的桥头堡与集散地。

商业繁盛促进了市民文艺的发展,商贾杂处也招来了不同地域、不同曲艺品种之间的交流。辛亥革命后,会馆、茶园、酒肆遍布市内,再加上“九宫八庙十三帮”的帮口及会所,由此为曲艺艺人提供了为数众多的演出场所。

在沙市,茶馆遍布大街小巷,其经营主要以夫妻二人搭档者为多,只需备上一般的桌椅板凳,再加上一座“老虎灶”即可;当然也有中高档的茶社,为顾客准备的是茶几与竹躺椅,另雇有伙计内外照应。在通常情况下,常年维持的茶馆有一百多家,到1949年解放时,经人民解放军军管会登记注册的私营茶馆就有256家。在整个近现代时期,茶馆是评书艺人的主要活动阵地。

旧时的荆州评书与后来定名为湖北评书的艺术脉流同出一源,其题材内容大抵包括历史演义、武侠公案、劝勉忠孝、神魔鬼怪、言情纪事。经过几百年的市场淘选,最终形成传统书目的有《三国演义》《说唐演义》《精忠传》《洪杨豪侠传》《忠烈传》《狄青传》《水浒传》《西游》《聊斋》《封神榜》《红楼》与《西厢》等。那时候,沙市有十多个码头,说书先生比较出名的,先后有十几位,如王云卿、鲁明阶、徐剑秋、安正发、程大福、胡丰义、戈德明、许步洲、陈凤秋、李修身等。他们各自分布于不同区位的茶馆里,通常情况下,他们皆能恪守本分,不会擅自移动更换驻讲的场所,或者用其他的形式来侵犯同行的既得利益。如果按艺术风格分,各个说书先生各有自己的专长:比如,徐剑秋以擅说《三国》著称,安正发以擅讲《说唐书》《朱元璋》著称,程大福以擅说《济公传》著称,鲁明阶则以《两汉》《唐书》《水浒》等更胜人一筹,而胡丰义则取各家之长……总之,这些说书先生自民国初年至20世纪30年代曾活跃在沙市的曲坛,使沙市与武汉、宜昌并称为湖北三大“评书窝子”。

沙市的说书先生,当数光绪年间曾考取过秀才的鲁明阶(约1820—1939)成名最早。他是四川人,因家道中落,已无财力继续参加科举考试,飘然来沙市下海说书。诚如常言所说,传统的评书艺人不过是就一个人坐在一个小方桌后徒口讲说,所谓“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忠奸善恶斗,全凭一张口”这就是他们的谋生手段。表演时,说书先生通常会使用醒木、折扇、手帕等简单的道具,为开头、结尾和摹学表演时作比划而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讲故事,也评说人情世态,对书中人物及其言行举止是非曲直,也予以相对中肯的评判;与此同时,还要对历史上的名物掌故等,做出知识上的介绍,当然也包括对过往渊源的阐释与讲评等。由于其听众大多数文盲或粗通文墨的下层人士,那么说书先生就必须要通过倚重和加强文学性的口头描述,来增强语言的吸引力。鲁明阶毕竟是秀才出身,再加上四川人擅摆“龙门阵”,所以他说起书来,茶馆内通常会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民国初年,有个十来岁的孝感男伢流落江湖,靠帮粮船拉纤来到沙市。他在茶馆门外乞讨,被鲁明阶发现,说书先生看这伢生得俊朗灵秀,动了恻隐之心,让其帮自己在茶馆内挨座收钱,并根据他的姓氏,为其取名叫江云卿。后来过了几年,因耳濡目染,江云卿即拜鲁为师学艺,20来岁出道,即以一本《江湖奇侠传》(又名《火烧红莲寺》)进入汉口书场,结果是一炮走红,场场满座,听众赠其外号“落地红”。

沙市当年评书艺人群体的演出特色及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四)李宝常和张濂希的书画艺术

荆州自古为文物昌盛之邦,人文荟萃之地,更由于外港市镇沙市开埠较早,故成为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的一座中心城市,这一带在近现代时期的文化消费水平较高,书画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较为出名的有李宝常、王哲华、黄馨陔、向笙陔、张濂希等人,其中李宝常、张濂希二人颇具代表性。

李宝常(1869—1950),字绩丞,一作寄尘,其父李芙塘是清末江陵的名画家。他年轻时尝入张之洞幕府,能诗善画,尤精书法,与杨守敬齐名;其人性喜收藏,精于鉴赏,擅长古琴演奏,后任四川某知府,民国时卸任归里,鬻书为生,晚年好佛,自号寄尘居士。

民国年间,李宝常曾以篆书写《心经》(全称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全经虽然只有一卷、260字,但此前尚无人用篆书字体搦管操觚一试。据说,他的这一尝试,为我国的书法家以篆书写《心经》之始,故清末举人、当时国民政府湖北政务厅厅长兼汉口商埠局局长邓振玑曾为其所写《心经》亲撰跋文,给予其很高的评价,称之为“道存文字,意齐天壤”。

在民国期间,李宝常乃是久有“荆楚名士”之誉的大书法家,故本埠或外地客商登门纳赀求书者众,其鬻书时润笔之资历来不菲。如他在给富户巨商书写寿堂喜幛,或是为铺面店堂题匾额等项之际,每件佣金往往不低于50元现大洋,且应接不暇,需求缺口很大。

李宝常的书法工秦篆汉隶。其隶书用笔糅以篆意,其气韵古雅清逸,笔画均衡,雄强凝重;字形体势宽博舒展,气韵醇古朴茂。而他的篆书则是结体法度谨严,工整精饰,笔意流利劲爽,曲折有致。李宝常的诗与联都写得气象宏阔,文字清丽,如他为沙市名胜古迹江读宫题诗《过屈原居感赋》,诗中写道:“抱洁生污世,含愁孰忍言。人穷多著作,身死有余冤。兰芷千年秀,离骚一卷存,我才惭宋玉,何处赋招魂。”

1938年,李宝常已近古稀之年,便预先给自己做了一副楠木棺材。他为了表达毕生与翰墨结缘的那份痴迷情怀,就请匠人在棺材上刻一些自己写得较为满意的诗篇,称其为“诗槥”,以示本人身后与诗长眠。这种“槥”,是种小型简易棺材的名称,俗称匣子;李宝常将预制的大棺也称“诗槥”,确实引起了他人的一阵好奇。邓振玑即为他写了一首《征题》诗,在友人中遍征题咏。诗曰:“金棺殓佛玉棺仙,诗梧人间翰墨缘。石椁嗤收桓氏骨,秋坟好唱鲍家篇。松楸旧侣推风雅,记梓几材合弃捐。生死以之文字癖,达观奇趣两堪传。”然而,时隔不久,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便闯入沙市,到后来他去世时,却为贫病所困,而那副早先预备好的楠木棺材,早就在抗战岁月中毁于兵燹硝烟之中,而他当年所制“诗槥”,不过给后人留下一段对这位文化耆宿的追思与缅怀罢了。

张濂希,原名祖濂,字濂希,以字行,别号擘窠庐主,沙市人。他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自幼天资聪颖,少时入德馨私塾,受业于清末拔贡刘寿龄先生,壮岁从商,后专事书画;因精于书画金石考古之学,闻名遐迩,且交游广泛,影响深远,于地方上奖掖后进贡献较大。

张濂希在诗书画诸方面都有着较高的造诣,书法尤为出类拔萃,自成一家。据其好友、沙市考古专家聂邵抚在《张濂希诗存》后序中介绍,他自幼天资聪颖,4岁即能熟诵唐代大书家孙过庭的《书谱》,早年间他从颜体入手研修书法,兼习欧阳询、褚遂良,为其后的书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其书法结字宽博、端庄方正,笔法圆劲浑厚,极具立体感。其后受时代风尚影响,参以汉魏碑,书法富于金石味。他行书于米芾、文徵明等也下过很大功夫,几乎纯用中锋,圆转流逸,苍劲潇洒,神韵飞扬。

张濂希精于绘画,其画风师承石涛、任伯年一脉,作画以写意为主,笔墨酣畅,设色丰厚,其画重在气韵,清新可人。他早年偏爱山水,晚年多画花鸟,尤擅画荆楚大地上的刁子鱼。比如,在他为入室弟子、现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家浩教授收藏的一幅水墨彩绘《刁子鱼图》中,还曾乘兴题诗一首:“濠梁小立物华新,清浅琳池竞锦鳞。天趣可能奔笔趣,薰香敬索沁园春。”

沙市是座水乡城市。在张濂希先生生活的那些年里,不仅城市周边各邻县乡镇河港纵横,池塘密布,就是在市区内也有许多湖堰坑渊。水产品的丰盛,不仅令当地人在餐桌上平添许多美味佳肴,就连这一带文艺作品的创作,也极富水乡风情,而为其特别喜爱的“刁子鱼”,就是堪称一种活灵活现、佳趣天成的水中精灵。刁子鱼,本名“鯈鱼”,其体量细小,身材修长,肉味鲜美细嫩,尤其是它在水中的游姿特别俏丽,故极受人们喜爱。据《荆州府志》记载:宋景祐三年(1036年),时任馆阁校勘、正在参与编修《崇文总目》的欧阳修因替遭贬职的范仲淹说话,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其时,他的兄长欧阳晦叔正家居荆州。欧阳修听说哥哥在家中的庭院内挖了一口鱼塘,并在上面修了座亭子;这鱼池虽然方圆不过数丈,但却因鯈鱼灵巧机敏、游弋活泛而令人留连忘返。于是,刚至而立之年的欧阳修特地写了一篇《游鯈亭记》,以记其盛并遣兴抒怀。在这篇古典散文名篇中,欧阳修举出《庄子》中关于“濠梁论辩”的典故,来表达自己与兄长一样“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的浩然之气。张濂希画刁子鱼并藉题画诗点睛,其胸襟才情,实可谓不拘俗套,佳趣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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