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竹荪与《荆沙竹枝词》：荆州文化简史

《荆沙竹枝词》的写作时间似为清朝末年，当雷梦水在编《中华竹枝词》时，仅对其注为“光绪间刊本”，可见早年还是刊刻成书了的。估计是当雷梦水早年间在给书店帮工时，特别喜欢竹枝词这种诗体，偶尔间见到由沙市流出去的这本《荆沙竹枝词》，于是便收藏下来，并最后将其编入《中华竹枝词全编》，可至今在荆州本地，该书却难于一睹真容。但是，由于旧时文人一向视竹枝词为偶尔寄兴之作，所以《荆沙竹枝词》自问世以来，在外地名声极为响亮，不少专家学者多次征引此书，用作近现代史研究的依据，可不知何故，人们对这位刘竹荪的生平阅历竟一概不知。

另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邓之诚先生的《邓之诚文史札记》（上），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三月二十一日条中，发现邓先生在当日记有“上课。入城访二庵，以《骨董续记》赠之，又以《骨董续记》赠刘竹荪”[9]之语。文中所指称的这位二庵，系福建南安人、新民书社编辑苏警予；如果没有另外同名同姓的人，那么从荆州走出去的刘竹荪在民国文化界的交游行谊亦便颇为不一般了。这就是说，当邓之诚先生去给苏赠书时，由于他也在座的因缘，故同时也得以获赠到了一部《骨董续记》。

不过，刘竹荪以其留下的《荆沙竹枝词》足以证实，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留存下了一宗非常可贵的文化遗产，因而时至今天，当专家学者在研究长江流域近现代时期社会形态及经济文化生活状况的时候，案头基本上都会备有这样一部实录性质的参考书。

事实上，《荆沙竹枝词》所反映的现实生活，正是沙市由封建自然经济体系下的一座封闭性内陆城镇，在向着现代城市迈进过程中所发生社会大转型时的真实写照；作为一位比较关注社会、关怀民生、关切时务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刘竹荪对但凡事涉地方上政治动向、军事行动、经济发展、商贸往来及社会习俗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在其竹枝词中均有所反映，而为它所描摹的种种人生世相，也正是当地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由此，对《荆沙竹枝词》的解读，正是了解对这一时期荆州文学艺术基本概况及特征的重要内容。

（一）街衢巷闾传“竹枝”

刘竹荪写的《荆沙竹枝词》，在开篇的第1首中，即十分传神地描摹了本地的舆地形胜。诗曰：“南瞰长江北便河，沙头形胜笔难摩。望江亭上闲登眺，何止人家十万多。”后附简注，称：“望江亭在城隍庙左侧，南望长江，北望便河，皆在其包罗中，洵胜境也。”看得出来，作者对乡邦风情尤为偏爱。当其采用竹枝词这种民俗化诗体来咏颂故园家邦之际，首先便取高屋建瓴之势，选古城隍庙处的古城台（即1999年拆除的觉楼遗址）作制高点以展开全编。

刘竹孙腹笥极富，对地方文化渊源的传承亦颇有见解。如在第3首诗作中，他这样写道：“兵部张公迹尚新，而今祠畔见嶙峋。错将沙石为沙市，多少愚人信认真。”其后文有注，称：“张兵部祠畔有石一座，不知者妄指为沙石，便谓沙市取名于此，谬也。”所谓张兵部，系指清初邑人、康熙朝兵部侍郎张可前；联系到时至今日，尚有人在电视台做专访、或写文章介绍“沙市”地名的由来时，还在指着沙石说七道八，可见文化人的力量与地方上这种以讹传讹的世俗见解相比较，确实显得是如此的力所不及、甚至微乎其微得多。

刘竹孙写的《荆沙竹枝词》，可谓对沙市近现代时期的市井生活点点滴滴，无所不包，悉收囊中。通读全篇，发现他跟前朝文人那种羞于记叙生计的陋习大相径庭，还记载了沙市人的商业活动。比如在第48、50首诗作中，他则写明：“布庄行都聚一堆，清晨看布赶场来。怕从夹贵街前过，机户成堆挤不开。”“毛蓝大布远驰名，作客还乡带送情。现织时新通海缎，公车争买到京城。”

沙市地处江汉平原腹地，这一带是全国的著名优质粮、棉生产基地，尤其棉花的长势绝佳，其棉铃大、纤维长，所以纺出来的棉纱条干均匀，抗拉力强。在以沙市为中心的这周边十数个县，众多农户为求温饱，常于农闲之时纺纱织布；因其用的是一种传统的木质投梭织机，故叫家机布。这种通过一家一户式的家庭手工方式纺织而成的布，以其一直处于高效运行的状态形成一种畅销商品，久而久之即带动“荆庄大布”一整条以沙市为中心的产业链的形成：农家将坯布织出来后，由沙市各个布庄委托“水客”定时分片、逐镇包干地予以收购；然后将坯布集中送至染房漂染，再由端布工匠采用传统工艺进行后期整理，使其色泽牢固鲜亮，布面平熨光洁。接着，布庄收回成品布，通过滚筒打包，贴金镶边，再精捆细扎，以一疋一包、二十疋一捆的规格，用厚实的防潮牛皮纸予以包装，最后印上“荆庄大布”的标记，即可发售起运了。夹贵街，是沙市的布庄一条街，因其一年四季购销两旺而拥挤不堪，乃致迈不开脚，故称其“机户成堆挤不开”。

相传，江汉平原出产的家机布早在唐代即被列为贡品，故在千百年间其声誉鹊起，畅销于鄂、豫、陕、晋、赣、皖、湘、川等十多个省份，几乎遍及半个中国。它的畅销，由南路通过四川的茶马古道，近销可抵达黔、滇、藏等省，远销便能延至泰、缅等国；其北路便由晋商沿驼道销售到甘、宁等西北边地，并直至中亚各国以及俄罗斯。竹枝词说，由这里出产的“毛蓝大布”，是荆庄大布中的传统产品，原本便十分畅销；而到了近代之后，又新近开发出了“通海缎”，乃至荆州各县的举人若是进京赶考，也都会利用乘坐“公车”的机会，争相购买，作为礼物带到京城去分赠亲朋好友。

刘竹孙写的沙市美食，独具别趣。如在第61、62首中，他便以幽默而又风趣的口吻写道：“鳝鱼鸡肉用三镶，未亮开门卖早堂。十六文钱原不贵，果然面馆冠他方。”“馆子延宾尤便易，高楼开爽畅心神。堂官报账休惊讶，四百八钱一两银。”显而易见，这前者写的是荆沙早堂面，后者写的则是酒馆客餐。用今天的眼光看，早堂面的风味特色，可谓延续至今；如果按时下的购买力计，当年的十六文“光绪通宝”等铜钱，便相当于人民币20元，此即为物价换算而提供出一个参照系。然而，进酒馆请客进餐则不那么容易了：报价便宜，吃得开心更兼雅座幽静，自然好得没话说，可当堂官走到面前来报账时那就别吃惊了。这里的规矩跟别处不同：一两银子只顶408枚“光绪通宝”之类的铜钱。说来，明清之际每当朝廷铸钱时，都声称一两银子值一串钱、亦即一千枚铜钱，怎么在沙市“缩水”之大，何至于一两银子只顶408枚铜钱呢？原来，由于通货膨胀，朝廷最终放开了银、钱比价；换句话说，也就是其汇率按照市场价格的升沉而浮降。沙市是商埠城镇，各个钱庄与上海、汉口声息相通……如此报价，便很正常了。

（二）异彩纷呈的商贸“十三帮”

当刘竹荪写《荆沙竹枝词》时，沙市还是清朝末年长江边上的一座消费型商贸城镇。这时，清廷对这类城镇的管理，从顶层设计上看便显得严重滞后：作为官府，江陵县的正堂知县的基本职能，就是征收农业税、审理刑民案件，维护社会治安以及协助办学主持科考等，至于商贸城镇的市场布局、市政发展、商民纠葛及物价纷争，依照常理他是不用管的，只是依照门牌户数来征收证照捐、门捐及人头税。这样一来，沙市的市场管理，便基本上由商帮自治。

早在明清时期，但凡外地旅沙客商，便依其原有籍贯，结为带有同乡会性质的商帮。这些商帮的参加者，既有社会上知名人士和资本家富商巨贾，也有小商贩、店员、手工业工匠及出卖苦力的底层劳动者。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沙市形成的商帮若是以省为区域的，共有九帮，即山西和陕西客商组成的山陕帮（或称西帮），四川客商的川帮，湖南客商的湘帮，河南客商的中州帮，江西客商的豫章帮，安徽客商的徽帮，浙江客商的浙帮与福建客商的福建帮，另有以大城市为主的商帮有南京帮；若是在湖北省境内即是依府而划分，计有四帮，那就是汉阳帮、武昌帮、黄州帮和荆州府的安荆帮。当然，人们通常所说十三帮，只是概称，另外还别有的小帮，如宁波帮、雅帮等，皆未在其内。对于这种状况，刘竹荪早就留意到了，于是他在第30首中写道：“外来六省无生意，路远迢迢是广西。直隶山东甘肃省，更兼云贵两帮稀。”后面还自注称：“此六省无客路。”至于在沙市这块地面上，各个商帮与官府之间的协调、互动等话题，前面的文章已经谈过，不再赘言。倒是《荆沙竹枝词》的作者刘竹荪平素似乎十分注意各个商帮所独具的特色风情，故出现在其诗作中沙市十三帮，读来亦各有意趣：如第31首写道：“各帮会馆尽堂皇，演剧偏多是武昌。江渎三清雄两观，道人闲散庙宽长。”

会馆，是商帮的帮口所在，也就是客商们相会欢聚的固定处所。武昌帮的帮口叫武郡会馆，因武昌是湖广总督衙署（管辖湖南、湖北两省）的所在地，来来去去的官员难免会与帮中人搭得上一点关系。故每逢这时，武郡会馆即以到江渎观、三清观借戏台唱戏为由，以大张声势。此举多少都有点招摇过市的意味，但这在商界群雄逐鹿的情形下，无疑会令该帮在当地称霸一方了。

对于这么多的旅沙外籍商帮，《荆沙竹枝词》的描述皆写得异彩纷呈，有滋有味，这足以让人对其别具一格的文学才华，深表敬服。比如，第34首写的是山陕会馆金龙寺，其文为：“西关庙宇最驰名，绿瓦参差照眼明。”“桅子两根皆铁铸，笑他笨伯费心情。”金龙寺坐落在荆州城与沙市一水相连的荆沙河南端西缘，这里紧靠原土城，是由荆州城通往沙市的咽喉要道。相传，若是从空中俯视，这座会馆的建筑群就组合成为一个龙头：它的面额就是一座两层结构的大戏台，戏台左右两边高竿上悬挂的大红灯笼为其眼珠，两侧的廊庑为其面颊，山门及台阶构成为它的鼻与唇，唯独那一对龙须最为绝妙，它是一对铁铸蟠龙桅杆，通高三丈三尺又三分，净重四万三千多斤，铸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远远望去，高耸入云，那盘龙张牙舞爪，几欲腾空飞去。

在明清两朝，龙的造型是皇室的象征，在民间被视作禁脔，为什么西帮客商在修山陕会馆时就敢公然像这样，而特意以龙为标榜呢？木桅易坏，用铁铸成。这是因为蜀汉大将关羽系山西解州人，被西帮客商引为同乡，而关羽早在明代即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故府县官衙对山陕会馆的这种“僭越”之举，也只有睁只眼、闭只眼，任其行事，且未敢置一喙。

第35首写的对象应该是福建会馆，因八闽大地的乡主神为妈祖，故称天后宫，其原址今为荆州市沙市实验小学校园。那文字的内容，十分生动：“天后宫传螃蟹地，面前团聚水融融。而今宽阔堪游憩，人倚石栏纳晚风。”或许，当年修建天后宫时，此地正是口水塘，叫螃蟹地；而当修成后，地域宽阔，石砌护拦招引众多居民在夏日傍晚坐在这儿乘凉聊天。(www.xing528.com)

第36首竹枝词，四句话写了三个外省商帮的会馆：“新安向系尊朱子，南省从来供禹王。最好菰庞春二月，花园红放海棠香。”安徽南部以新安江斜穿而过，故其商帮的会馆称新安书院，它的位置在崇文街，其主体部分为原沙市便河路一小的教工宿舍；湖南商帮的会馆叫禹王官，为今沙市第四中学的校舍；浙江商帮的会馆名称取得最为别致，其将杭州的孤山与湖州的庞山各取一字，称孤庞会馆，其遗址为沙市解放路一小校园。

第33首写的是本省黄州商帮的会馆帝主宫，它位于今崇文街西端，先后办过崇文街小学及艺术中学，现为沙市区党校。诗曰：“黄州帝主宫原盛，字号川河最有声。竟把头衔捐得到，神仙也自爱功名。”作者曾自注：“黄州为帝主请封，用马蹄炮。”清末黄州府辖有黄冈、黄安（今红安）、黄梅、蕲春、浠水、麻城、罗田、广济等八县，其富商最大的业务是做棉花生意，故素有“白老虎”之称。沙市居于棉产区中心，为棉粮集散市场；直至1919年前，黄州帮各棉花号所购棉花，皆远销入川，故其诗中有“字号川河最有声”之说。

其实，任何时代都是富人少、穷人多。对此，《荆沙竹枝词》的作者刘竹荪也有见解。在第43首中，他写道：“典当生涯属西老，篾条花土尽黄帮。江西漆铺兼银匠，挑水人尤霸一方。”这是说，山西和陕西路途遥远，故西帮客商非富家不会来沙市，所以在这里开典当铺的都是这些人。黄州相距较近，有些农民丧失土地后，来这里谋生，不计行当，哪行能赚钱就行；唯有江西省来的客民贫富差异大，其富裕者经营的业务大多如银楼、钱庄、金箔、药材、绸缎等利多行当，但如卖生漆、做银匠等本小利微的生意也都肯做。其最为苦厄者，乃至于担水卖苦力的也都是那一方来的人，故作者尝自注“挑水皆江西人，霸占各码头”。

这么多外地人在一块地面上谋生，免不了发生冲突、甚至打斗。于是，第55首写道：“受人欺压极堪怜，本地无帮苦莫伸。汉上湖南都好斗，著名最是武帮人。”湖南帮、汉阳帮与武昌帮这三个帮口或因在这里居留的人数较多，故每有龃龉，便好用拳头解决，这在当年亦属常情。

（三）社会转型时期的市井人生

清朝末年，因朝廷腐败无能，主权丧尽，社会上各种矛盾纠集纷繁，正处于大动乱的前夜，可作为内陆商埠城镇的沙市，却还沉浸于传统生活的死水微澜之中，依旧沿着生活的惯性，缓缓演进。

在第26、27首诗作中，刘竹荪写道：“文庙一年戏两台，监生相伴秀才来。奎星照耀文星显，剧演燃灯席始开。”“手持纱帽笔高悬，供奉奎星阁上虔。四面轩窗真爽朗，高楼雄峙大堤边。”在文后作者尝自注：“楼供奎星，登临豁目。”那年月，读书人信奉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黎庶百姓追求的则是风调雨顺，人寿年丰，故在第22首竹枝词中，刘竹荪写道：“香火多年两处忙，城隍敬罢又无常。每逢朔望还香愿，妇女成群斗艳妆。”

据史籍及地方史志介绍，沙市的城隍庙筑于元朝古城门的高台基上。清末民初本邑学人王伯川撰《沙市志略》称，“望江亭，今城隍庙侧有亭，为全市标准。乾隆年间重修”云云。其实，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刻印的《荆州府志》上，即称宋朝时便在这里建有登临赏景的江亭或称荆江亭；各地大修城隍庙，是明朝之后才有的事。凡俗人家在城隍庙敬了主管风调雨顺的城隍，又得敬专司性命的无常，也实在是无可奈何，莫衷一是。在这里，倒是“每逢朔望还香愿，妇女成群斗艳妆”的现象，还颇值得一说。旧社会的女子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平素都是不宜出门，抛头露面的，只有在农历每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去城隍庙时，才可以邀女伴一道出行。那时节，燕瘦环肥，莺声燕语，难免招惹路人关注的眼光。刘竹荪当然也未能免俗，不过在他看来，这些女子相伴而行，与其说是烧香还愿，毋宁是在借这难得的机会在世人面前争丽斗妍呢。

刘竹荪认为，人们所共生的外部环境，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质量，应当注重整洁卫生，但当时的沙市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市政建设及城镇管理，一切都在自然状态下率意而为。请看《荆沙竹枝词》第40、41首所写“赶马台高谁走马，花家湾久未逢花。万人坑里人不少，茅舍竹篱照晚霞。”“猪场污秽难行路，买卖凭行聚早晨。毕竟上苍恶残杀，十年兴败许多人。”

赶马台，就是今天的纯正街，而花家湾即为崇文街西端与荆沙路、解放路交会处，万人坑又称白骨塔，以往位于古地藏庵旁。作者曾自注“三地相隔不远。”在旧时代，这三个地名皆处于西缘的城乡接合部，故才会出现“茅舍竹篱照晚霞”的景象。猪场，在今民乐直街偏毛家巷一侧，自古即是本地屠户的聚居之处，这里杀猪宰羊，污秽遍地，自然环境恶劣，故那句“毕竟上苍恶残杀，十年兴败许多人”之说，听来确实令人毛骨悚然、惊心动魄。

刘竹荪有所不知，这一带在旧社会，时疫不断，再加上缺医少药，故每至霍乱流行，同时也会伴有天花、麻疹等疾疫发生；染病之人往往是路倒沟埋，死人成堆。联系到上面所说的“万人坑”，在那时节人命岂非贱为草芥，任凭“无常”来索？延至1940年，这片地方死于霍乱者经国民政府统计到的人数竟达820多人，更何况刘竹荪记述的还是在距其半个世纪以前、在清朝末年发生的事！

在旧时代，天灾难逃，人祸更是于不经意间即旋踵而至。刘竹荪经耳濡目染，自然也听说一些。于是他在第18、53及54首中写道：“打架行凶常闹事，祸来便自早潜身。码头惯喜充光棍，不独三条巷里人。”“腰挂表同茶墨镜，戏场擢去巧尤轻。觅娃钓票寻常有，日向街头听锣声。”“路旁私躲暗凝神，守著人来挨近身。料镯假箍茶镜子，逗他乡里上街人。”

恃蛮斗狠，欺压良善，一向是地痞流氓的惯用伎俩。沙市的这三条巷，作者尝自注：“即龙门巷、接路巷、大赛巷。”它们均分布于当年商业街的周边地区。清朝末年，大批黑社会人物麇集在这一带，靠非法手段巧取豪夺，而一般百姓唯有忍气吞声、苟延残喘度日。如果刘竹荪笔下的第一种坏人叫恶霸，那么第二种坏人就是小偷与绑匪，其中尤其以那类“觅娃钓票”之匪徒令人痛恨：他们或诱骗儿童、或拐卖女子，对于受害者的本人及家庭伤害特重。至于第三种坏人，今天则叫作“碰瓷”，这类人通常就是以一副用料器制作的假镯子、或是在当时确属稀罕物件的墨眼镜，躲在路边专门针对那些乡户人员作案。若是不幸被他们盯上了断难脱身，这些人会一拥而上，有人扮白脸、有人唱红脸，总之是不讹去三五串钱绝不罢休。

至于《荆沙竹枝词》中的第45、46首诗作，写的内容更是那个黑暗社会的真实写照：“小钱铺外悬钱幌，大铺门关不换银。兴败无如钱铺速，发财破产几多人。”“用来千字票成风，铺小无名做不红。交接只包三日用，过期一塌便成空。”

沙市靠商贸立镇，而直接施加到斗升小民头上最致命的一击，莫过于钱庄倒闭。清朝末年，随着外国银行的进入，以及本国银行的顿成勃兴之势，早已令钱庄的地位受到严重冲击，再加上政潮及战争的原因，如沙市这样内陆小城镇，“兴败无如钱铺速”的状况，便是如何也抵挡不住的社会性灾难了。

身为一位正直之士，即如知书达理的刘竹荪面对这黑暗中的现实，却也万般无奈。生活在那个时代，一切都是这样令他感到无望。于是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及个人感受，采用竹枝词这种诗体书写下来。于他而言，当年或可只是一种内心情感的宣泄，但在今天的人看来，《荆沙竹枝词》更是地方文史的一份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