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教育馆与社会传媒中的沙市：荆州文化简史

1929年8月，湖北省教育厅通令各县，将此前各自通俗讲演所和通俗图书馆划一名称，全部改称作为通俗教育馆，并先后颁布《湖北省县市通俗教育馆暂行规程》和《湖北省县市通俗教育馆组织大纲》，对全省通俗教育馆（后改称民众教育馆）内部组织做出统一规定。

按上述政令要求，民众教育馆作为县一级的文化单位基本组织，分讲演、图画阅览、平民识字等三个分部；各县民众教育馆，须由该县教育行政机关委任、且应具有下列资格之一：旧制师范学校以上毕业者；具有中学毕业或高级中学肄业一年以上者；曾任小学教师二年以上者；对通俗教育具有特别的学识、特长或经验者。在组织完善的基础上，还要求各县立民众教育馆得视地方情形，酌量设置阅览、讲演、健康、生计、游艺、陈列、教学、出版等部门，举办关于健康、文学、公民、生计、家事、社交、休闲等各种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总之是工作名目繁多，包罗万象，基范围似乎涵盖近代以来几乎所有有关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的新式事业和活动。

在荆州，各县均相继设立过民众教育馆，但是由于一般民众和基层政府对于这一文化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存在着认识上的明显偏差，再加上地方学款支绌，以至“不少地方多有挪移学款漠视教育情事，使民教馆经费枯竭一切工作无多表现”。更何况，民众教育馆的工作千头万绪，事务繁杂，而从事民众教育的工作人员薪俸却较低，因此，一些人把民众教育馆当作临时过渡，如有更好的去处，则离职高就，布以在整个民国年间，所谓基层的民众教育馆大多名存实亡。相比较而言，倒是沙市依托于商埠城镇的有利条件，由其所开办的江陵县第二民众教育馆办得还颇有声色：那时，馆内设有阅览室，市面上也有十来家私营书店、好几家电影放影场（所），市井茶肆的评书、曲艺等虽寥寥无几，但亦此闭彼开，不绝如缕。尤为引人瞩目的是，1926年4月，在上海出刊，号称民国“影响最大的百科全景式”期刊的《东方杂志》于第23卷第7号上，登载了署名为於曙峦的一篇文章《沙市》，相对全面地概述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状况。

毋庸置疑，作为一种以上层精英人士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出版物，《东方杂志》的办刊宗旨为“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因其设有“地方调查”专栏，故而令《沙市》得缘通过这一平台在世界上较早地崭露真容。於曙峦为安徽怀宁人士，毕业于安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土木工程测量科，曾任黔鄂两省陆军测量局地形测量员（沙市原地方志办编辑出版的《沙市志略校注》称其“系武昌测量学校的教师”为误）[8]，因受省署委托来宜昌、沙市从事测量工作，故此人在沙市客寓期间，对于本地这一内地城镇的市政设施，有着十分清醒而深刻的观察。於曙峦在文中评价说：“（沙市）惟街道仄狭，屋宇古朴，地势高低，路石凌乱，较之宜昌各马启，则相差甚远。”接着，他又说：“沙市街市，现既狭窄，将来商务进步，市政亦殊难发展。盖因其东北多旷野，奈距江较远；修筑商埠，自不适宜，滨江一带，为大堤所缚，毫无施展余地。拆卸旧街、改造新市，又非目今后能。此诚沙市一大缺陷也。”(www.xing528.com)

於曙峦在文章中介绍说：“沙市商业，甚为发达，有‘小汉口’之称，盖其附近如江陵、枝江、松滋、公安、石首、监利等县，皆土地肥沃，人烟稠密，米谷、棉花、杂粮、丝茧等产，亦颇丰富，而水道四通八达，（如东西之长江；北之便河，直通汉水；南之虎渡河，直达洞庭：西北沮水，上达当阳，远安。）转运甚便，故其市场，自昔即盛也。”

这个於曙峦，无疑是民国初年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新式知识分子，他的眼光果然老辣，甚至一眼就看出了沙市市场当年潜藏着的极大危机。他说：“沙市商务兴盛，而金融界亦颇发展，计有福泰长，永源长、鼎新长等钱庄九十七家。流行市面之银元、钞票、官票、四川当五十铜元、（用至监利以下，即不通用。）当二十铜元等，大致均与宜昌相似？惟大小商店，均发行私票，动辄超出资本数倍，流行市面，种色既多，价值低落，伪造倒骗，遗累用户，时有所闻。政府虽屡申禁令，不准发行，而市面仍然充斥，扰乱金融，为害甚大。此种现象，不独沙市如此，而松滋、枝江、公安等县，及江口、董市、草市等镇，其商店，均有私票发行，称为‘乡票’。金融状况，甚为危险也。”於曙峦一针见血地指明了沙市钱庄业滥发“市票”（即文章中所指“私票”“乡票”等），在流通领域给商贸业所带来的危害。他确实不幸言中，北伐结束后，国民革命军第51师师长范石生率部驻防沙市，奉行湖北省政府命令并为筹办军饷。当他发现沙市钱庄业滥发的这种“市票”根本无法兑付时，当下便将发行市票的钱庄、典当业老板一一羁押到案，拘禁关押，并进行清理，勒令收兑。此举虽一度抑制了市票发行的无政府状态，但好景不长，其直接导致惠工车业公司、丰成豫钱庄、丰成米厂于是年11月6日因发行巨额市票无法应兑而倒闭；紧接着，公和、集大成、震兴、同义、兴昌等六家钱庄于七八两日发生挤兑风潮，随即就引发了全市性的“票潮”，给沙市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