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社会教育发源与传统教育的转变

近现代时期，荆州的社会教育最初是从驻防旗人开始推行起来的。驻防旗人是清朝社会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首先，他们的祖先是追随满洲贵族集团“从龙入关”的八旗将校，作为维护和保卫统治者利益的武装力量成员，他们受朝廷“恩养”，每以不做工、不务农而安享薪饷供给的生活保障；其次，朝廷八旗子弟兵的军费开支是有一定限额的，但驻防旗人在和平环境中的人口增升，却是无法以限额来控制的，由此，“生齿日繁”便成为清朝兵制在其中后期所面临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正式诏谕停止科考，颁令各府、县设立中小学校。面对着八旗生齿日繁，饷额有定，且银价渐低，物价日贵等难题，荆州将军绰哈布等会衔联奏，恳请清廷准予筹办荆州驻防的八旗中、小学以及蒙养学堂。其具体方案是，将旧时的辅文书院改为中学堂，招收15至24岁的“生监俊秀”，学生48名，四年毕业；原有的满城内十所官办义学，归并为四所小学堂，招收11至14岁“秀良子弟”入学，学生100多人，四年毕业。由原荆州八旗驻防为各佐领分别开办的56所义学，同时归并为十所蒙养学堂，收纳旗人家庭中年满七岁的蒙童，计约学生为300余名，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教育体系，从根本上改变驻防旗人家庭中青少年的人口素质。这一方案获准后，荆州八旗当局还于同年开办了驻防方言学堂、驻防工艺学堂等各三班，学生员额计近300名。根据当时的统计资料显示，其时荆州驻防旗人总员额在2.5万人左右，一下子能接纳这750人左右的青少年入学读书，无疑是清廷在国势日渐式微的景况下，为着八旗人丁未来的生存能力预作安排的长策远驭之举。事实证明，自辛亥革命后，新政府断了原先由国家付给驻防旗人的薪饷银子，当年那些接受教育的旗人家子弟，大多谋生有道，便已证实这种社会教育确实很有成效。

进入民国后，由于沙市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周边乡镇大量丧失土地的破产农民不断流入市内，再加上长江、汉水频发水灾，每逢洪汛爆发，便有不少灾民流入城市。沙市商会即另设董事会，统筹办理收容乞丐流民及病残老弱人口的感应堂的相关事实。感应堂改变了此前的一些传统教育，寓教于养，以工代赈，通过社会教育的方式，对这些不幸者实施救助。

民国十二年（1923年），沙市感应堂在奎文阁旧址创办了“乞丐流民工艺厂”，设缝衣、理发、竹器、织布、做炭、算命等13科，总共收容400余人，供给衣食、授以技能，以便让他们日后回归社会后具有自谋生计的一定能力。三年后，其厂名变更为“贫民工厂”。该厂经费，初时均系临时劝募，其主要来源是由清末沿袭下来的门捐。

旧沙市分为四个片区，分别用《周易》卦辞中用以记事之总符号元、亨、利、贞四个字予以命名；因在清末每以团练作为社会组织的划分，故又叫四团。门捐带有强行摊派的性质，算是各个商号应尽的一份社会义务。各片按月有专人到商号挨门逐户地收捐，依其资产多少，少者几元，多者几十元，合理负担。(www.xing528.com)

另外，各公会、各帮口自有且发生纠纷的地产与房产，因纠葛各方互不相让，长年收不到租金，遂转交贫民工厂经营。如当时张家沟有千余亩耕地，土地贫瘠，能耕种者仅三百余亩，每年所收无几，遂移交给了贫民工厂。再就是贫民工厂自身的生产所得。如此，若到了年终仍有亏空，便由商会会长出面，召集地方士绅资助。

商会既然允许贫民工厂收受门捐，那么同时便规定凡乞丐游民均不得再到各商店门前随便乞讨。厂内还另设有专职巡察，头戴“贫民工厂”字样的帽子，手提棍棒，沿街巡逻，但凡见有大户人家操办红白喜事，即前往充当维持，见有行乞者，随即收容进厂。

收进贫民工厂的人，还须经审查甄别，认为家身清白，为人可靠者，即可安排到厂里参加劳动；而对那些以玩蛇、卖艺混江湖之三教九流的流名，一般只是让其结具画押，保证再不到市内滋扰，然后逐出市区了事。

对好逸恶劳、滋养恶习者，也有一定的训诫措施。比如，对凡是进厂的被收容者，厂方均发给单、夹、棉三套新衣，为防止者典押变卖，换钱沽酒或赌博，即在衣上印有“贫民工厂，不准当卖”等字样，任何估衣铺即不得赁押。被收容者若是生病，即由敦善堂、天主堂派医生诊治，故厂内贫民虽劳作不休，但也循有“不劳者不得食”的古训生存，其生活质量可保无虞，至少亦优于行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