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知本：荆州文化简史

1921年，王占元因在湖北任职期间横征暴敛，克扣军饷，以致各地频发兵变，“倒王运动”迅猛高涨；8月7日，在各方协力逼迫下，王占元被迫通电辞职，北洋陆军第二十五师萧耀南部立即入驻武昌。同年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

1922年，湖北督军兼省长肖耀南为了炫耀政绩，将湖北的几个专科学校都改为大学，并特别邀请几个老国民党人如石瑛、郭泰祺等前往担任校长。在这种气氛下，辛亥革命时期武昌军政司法部部长、江陵籍人士张知本出任湖北法科大学校长。

张知本（1881—1976），字怀九，湖北江陵人。早在1904年，青年张知本就曾赴日本学习法律，他刚一住进设在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18番地的清国留学生会馆，即苦于中国关于现代法学的知识极度欠缺的现状，不顾自身所面对的巨大困难，苦心孤诣，理头苦学，利用课余对间翻译出日本中央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奥田义人著《法学通论》[1]（一说与邹麟书合作编译），于1905年以“湖北法政编辑社”名义出版发行，并及时将其介绍到中国。这部书的译介，不仅对中国法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张知本个人的法学素养。

1905年，张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之中。1907年他学成回国，历任广济中学堂堂长、武昌公立法政学堂监督、武昌私立法政学堂及法官养成所教习等职务。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荆南道余肇康将荆南书院改建荆州府中学堂。他久闻张知本在学界的声望，诚邀其返回故乡担任荆州府中学堂堂长。余肇康曾在清廷任工部主事，后分发至湖北担任知府，因官声一直较好，曾被张之洞誉为“湖北知府中最为出色之员”。张知本为了报答余肇康在荆州为官期间给乡邦父老留下的德政，婉谢多方高薪聘约，毅然回乡，为桑梓培育后学而竭力尽心。

张知本早在13岁那年，便已考取秀才，但以家贫之故，平时课余仍挑柴到集市上去卖，以期换几文钱贴补家用。直到15岁那年，他考入两湖书院他才离开家乡去武昌读书。此番返回故乡，但见沙市市场凋敝，古城残破不堪，心中不免顿生悱恻之念，心想若不彻底改变这个旧世界，广大的劳苦大众难有出头之日。于是他一面教书，一面在学生和周围的人当中发展有志青年参加同盟会，宣传国民革命的道理。1911年10月，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革命党人起义成功后，各路首领数次聚集于蛇山南麓的湖北谘议局办公楼，商讨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订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条例》。在推选军政府各部首长时，与会者一致赞同时年30岁、已在司法界颇具声望的张知本为司法局局长（后改称司法部长）。张知本上任后，即以原学台衙门为司法部的办公处。上班第一天，他于大堂上张贴一副对联：“不侮鳏寡，不畏强御；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在大门边亲书擘窠大字：“维持秩序，整肃纲纪。”在当时战乱未休、民心浮动的紧要关头，由于军政府司法局筹措得宜，部署周密，恪尽职守，不辱使命，从而保障了各项政务的顺利开展，为迅速安定武汉三镇的社会治安，立下了汗马功劳。(www.xing528.com)

民国时期，张知本除了在北洋政府时期担任过湖北法科大学校长之外，还曾在南京政府的委任下做过两年的湖北省主席。后来，因国民党彻底断送了国民革命，他大失所望，就隐身在上海法政大学一边教书一边著述。那几年，他写的《宪法论》《社会法律学》等都在上海出版。后来到抗战时，张知本住在重庆，他对人说：“我们学法律的人，没有管住别人，只管住了自己！民国以来，主持过省政的人，像我这样穷的，恐怕只有我一个。”

有人说，张知本虽也是湖北江陵人，但他不是江陵的后代，而其宅心处事，确有与张江陵近似的地方，只是惜其终身不得一用。1939年，张知本过六十岁生日，为了给这位法学界的元老贺寿，国民政府司法院为他举办一次庆祝会。那时正在日本空军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的非常时期，大家都避居于重庆乡下。到这一天，众人纷纷赶到，庆祝会开得十分热闹。一位老友人赠诗致贺：“江陵自古钟贤相，公亦宗纯步往踪。礼乐坏时思政法，高明极处道中庸。大臣风节今犹见，吏部文章世所宗。愧我无才彰盛德，还期霖雨庆云龙。”算是对他平生风节的一种赞誉。

张知本晚年生活在台湾地区，1976年8月在台因病逝世，殁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