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开埠后，沙市商业迎来新发展—《荆州文化简史》

沙市之繁荣极盛一时，全年除了汛期5月至7月份“稍有寥落”之外，无不“商贾辏集，殆如群蚁之赴羶”[58]，其繁华之景象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成为列强极力拓开中国内地市场的桥头堡。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准许英国轮船在沙市停泊，起卸货物。光绪十二年（1886年），沙市邮政即由英国人把持。但是，这并不能满足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要求。他们急望在汉宜间别开一口，以利其掠夺原料，倾销“洋货”。“在扬子江沿岸的通商口岸中，沙市水资源丰富，四通八达，大小船舶辐辏云集，将来有望发达兴旺。”[59]日本对沙市垂涎已久，他们看到沙市“水陆俱殷实”“当长江沿岸诸港中无比之水利，能使货物聚散自在”。[60]得其地，北可复襄阳，西可图巴蜀，南可控长沙，东可发武昌”。[61]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辟沙市为通商口岸，日本得以在沙市设领事馆、划租界、开商店、办工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于海关内设中国邮政局。之后招商局、太古、怡和三家轮船公司在“洋码头”设局。随后英、德、墨西哥、丹麦、瑞典、挪威等国也在沙市设领事，行使领事裁判权。美、俄、法等国亦随之进来倾轧。外国的煤油、鸦片、药材、纺织品、玻璃制品、海产、宝石、金银器乃至火柴、纽扣等充斥市场。沙市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机构的设立和商品的输入一方面瓦解了沙市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客观上刺激了沙市的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沙市城市经济的发展。沙市开埠后其市镇工商业、贸易、交通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开埠后沙市的市镇商业

春秋时期，沙市地区出现集市。经过战国、秦汉到魏晋，沙市成为荆州要会。唐宋时，沙市的米市和茶市商贸颇成规模。元明时，沙市有“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巷”[62]之说，清代，沙市地区的集市逐渐发展成熟，出现很多专业市场，如米市、茶市、布市，还有专业的药材市场和大型百货市场。

沙市米市的形成与沙市地处江汉平原，农业发达，产出大量米粮有密切联系。明清江汉平原的水稻种植面积扩大，种植制度改进，品种增加，产量提高，大米大量输出，因此沙市米市的交易非常活跃。沙市码头往来运粮的大小船只，不舍昼夜，往来不绝。大米主要销往江浙地区。沙市布市是在布摊、布店、布庄的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布店数量大，经营范围广。咸丰初年，沙市纺织品业除布庄、布店外，一部分裁缝铺附带卖零头布匹，以后发展成布摊子，继而成布店。光绪十九年（1893年）布店发展到10多户，货源主要来自汉口和上海，经销商品有国外的匹头、荆州土白布、杭州绸缎。在开埠以后，经营洋货的布店大量涌现，沙市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土布交易市场。本帮经营棉织业，外帮亦有浓厚兴趣。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洋布”盛销，据统计：“当年经过江汉关由便河上岸的原色布就有10175匹、印度棉纱6290担、日本纱2465担，从沙市转口的日本棉纱上年为200余担，本年1500担，洋布上年1600匹，本年2700余匹”。[63]伴随布市的发展，沙市染料业也非常活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一商人在沙市创设德兴昌颜（染）料店，有资本2万两（银）（含水靛286担），从上海进货，销往沙市与附近各县，经销商品只有水靛，宣统时有快靛（固体染料）。当时灰色染料销路很大，主要是德国货及少量瑞士货。

沙市的粮油贸易也极其的活跃。沙市开埠后，英、美、德、日等国在沙市设“洋行”，大量收购粮棉转口销售，长江港口寄泊帆船高峰期多达1362艘。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沙市首批出口芝麻66.65吨，运往法国。次年，又向法国出口芝麻1192.05吨。沙市所产麻油质量优于襄阳，大量供应汉口市场。宣统三年（1911年），曾向日本、英国输出口胡麻籽172.15吨、棉籽149.8吨和籽饼887.65吨，为开埠以后最高的一年。

清代沙市的百货市场以海味业、食盐业、味品酿造等最具特色。光绪时，有日用杂货店80家左右，大户有上10家，资本小，多者有一两千两银子，小者十几两到几十两银。经营食盐、食油、食糖、茶叶、鞭炮、桐油、秀油、木油、煤油、斗纸（钱纸）、蜡烛、纸张、碗。清末，日本、俄国及南洋诸国海产在沙市竞相倾销。沙市还是海产品转口市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经沙市转口的海带1614担，鱿鱼16担，红糖14担。

开埠之前沙市淮盐与川盐并存。光绪二十年（1894年），有6家官盐号私营，盐行15家，每家有上千两银子的流动资本。私号在申请开业时，要交政府七八百两银子。五府、一州规定销量每年是1100载（每载450包，每包净盐250斤，每斤老秤17.3两），集中在沙市和宜昌两个销区，沙市占80％。沙市销区供给荆州、襄阳、郧阳3府。

沙市开埠后，市镇经济的元素增多，在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下，沙市市镇商业的活跃程度大大增强。“荆州土布，取枝江之棉，荆州绸缎，取河容之茧，生人熟出，大获利市。沙市金漆盆盘，盛行武汉。”[64]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0月1日，沙市正式对外通商后，由西欧输入的纺织品、染料、胡椒，由日本输入的纺织品、棉纱、海产品等不断流入沙市市场。各国在沙市开设的洋行日益增多，英国的安利英洋行、美国的施美乐洋行及日本的吉田、日清、瀛华等洋行，均在沙市大量收购山货、粮、棉等土特产，并大量销售匹头、百货、颜料、五金、香烟、煤油、汽油等洋货。

商人和商帮活跃于沙市的商业中，以十三帮为代表的商人团体的出现，反映了沙市商业繁盛的状况和市场的兴衰。当时有“官场最重十三帮，凡事相邀共酌量，轿子跟班都挤满，旃檀庵里接官忙”[65]的说法。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沙市商会成立，十三帮会首彭春膏出任首任商会会长。商会实际上是工商联合会，商会会董大多是手工业工场主，商会职责与十三帮总会职责大体相同。以十三帮为代表的帮会，实际具有了行业协会、商会的性质和作用，在帮会的作用下行业的生产、销售、行业管理有了很大发展。

（二）开埠后沙市的对外贸易与金融

根据中日《马关条约》的条款，沙市正式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八月二十五日，开“沙市海关”，由英国控制的“宜昌海关”监督监管。英国人牛曼为首任海关税务司，沙市海关隶属中国海关总署税务司管辖。十月一日，沙市海关正式开关征收关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裁撤沙市海关，其间税务司职历34任，除9人由中国人暂时代理外，其余25人由外国人充任。

沙市开埠以后，进出口贸易发展很快，列强大肆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市场异常繁荣，进出口的商品种类增加，贸易额显著增长。同治二年（1867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沙市进口商品仅有洋药（鸦片）、洋布、洋纱等，出口商品只有少量的生丝、柏油、茶叶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沙市主要进口商品有棉布、棉纱、绸缎、呢绒、鸦片、石油、糖、颜料等；主要出口商品有豆类、芝麻、菜籽、五倍子、柏油、桐油、生丝及少量棉花等。16年进出口总额22996493关平两，每年平均贸易额约有144万关平两。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后，为垄断沙市对外贸易，英商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日商日清洋行先后在沙市设立分行，经营进出口轮运业务。国营的轮船公司和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了沙市对外贸易的运输业务。

开埠后，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清朝末年，沙市境内出现了新的金融机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湖北省官钱局为推行铜元兑换纸币，呈准设立沙市官钱分局，这是沙市境内最早开办的地方官办金融机构，设兑钱处于各主要市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官钱局改订章程，准许各分局经收公款，并经营存款、放款、贴现、汇兑及兑现六项业务。同时发行一、五、十两银票，一、五、十串制钱票和一、五、十元银元票，规定完纳赋税一律通用。

（三）开埠后沙市的市镇工业

沙市的市镇手工业也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沙市开埠后，外国资本开始在沙市投资砖茶、面粉、卷烟等行业。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也投资创办了榨油、肥皂、灯泡、玻璃制品、印刷等轻工企业，其中纺织业的发展最为突出。

纺织业　光绪年间，沙市有手工纺织作坊403户，从业人员2000余人，所生产荆庄大布主要销往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湖南等地，外销缅甸等邻国。因荆庄大布质优价廉，以至英国曼彻斯特布业不敢与之竞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积盛、万祥发两家丝绸作坊闻名荆沙，其中张积盛曾经资本达2万银元，机台10部，职工90人，规模庞大，属行业内龙头老大。此两家生产的荆锻被面，采用提花织物，动物胰子丝光，色泽鲜亮，用料考究，手感柔软，盛销东北、北京和两广地区，同时远销印度、日本、波斯等国。

开埠后沙市纺织业中出现了一批的民族企业，如民国二年，荆州人来敬臣与本地匹头商号合股，从汉口引起高脚织机，创办了沙市第一家机器织布厂“西亚织布厂”[66]，有织布机50台，生产白细布、蚊帐布等。民国二年，沙市第一家针织厂“大丰裕”袜厂投产，有德制“蝴蝶”牌手摇袜机5部，工人20余名，主生产平口短线袜。在此期间，还有荆州织业中厂、沙市协和织布厂、织成公司、沙市电棉机厂等纺织企业投入生产。

糖果糕点与酒业　清末民初，沙市糖果糕点制造业分为茶食（又称斋铺、酥勤行）、糖果、糖坊、烘糕4个小行业，产品分喜饼、油果、糖果、粗饼及杂货6大类，有80个花色品种。沙市的糖果除在本市销售，还销往公安县、石首县以及黄金口、万肺、郝穴、龙湾、熊口、拾回桥、后港等镇。糖稀销公安县、枝江县和江口、童市、闸口、后港、弥陀市、半河口等镇。烘糕多销给邻县农民或供婴幼儿食用。沙市糖果糕点生产受当地乡风民俗和季节时令的影响较大。除常年产品外，还有依节令及婚寿、喜庆馈赠亲友的礼品。如芝麻糕、绿豆糕在阴历四五月间大量上市，为端午节之应时茶点；七八月间月饼生产忙碌；腊月年关将近，各类糖糕供不应求。喜庆类的有喜饼、寿桃、寿糕、佛手等。

粮油加工业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沙市榨油坊最盛，共11家，从业200多人。土榨麻油质好，色淡黄，透明度高、油脂沉淀物少，味香。汉口、宜昌、长沙、益阳、律市等地客商多来沙市进货，武汉人还有以沙市麻油作为特殊馈赠礼品的习俗。清末民初，邻近地区榨油坊兴起，京汉铁路修通后河南省麻油大量进入武汉。武汉当地也建了榨坊，沙洋等地芝麻通常在沙市集散，后转经汉水直达汉阳。沙市土榨麻油业走向衰落。在1914年沙市出现了第一家粮食加工的民族企业——信义长面粉公司。

金属制品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以后，由日本、俄国等输入的煤油、布匹在沙市转口批销，需要包装的铁皮、皮箱等，促进了金属制品业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白铁业发展到30户。主要产品是煤油灯具、油壶、炉具、吊桶等。其中以灯具品种最多，有瓶子灯、筒子灯、手灯、煤窑灯、台灯、高灯、镜子灯、壁灯、马灯等。产品销售江陵、松滋、公安及邻省各县。

服装业　清代，沙市的服装业比较发达，特别是中后期，服装缝纫店数量增加，规模较大，从业人数很多，影响大。道光二十年（1840年），有晋正泰家族的成衣店，是祖传五代的成衣店。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等地迁来一批成衣店，较大的有刘广兴成衣店，该店常年雇工80人到100人。宣统元年（1909年），服装业从业人数达2000余人，多为黄陂、孝感、安陆、汉阳籍。制作的男服主要为长袍、短套（马褂），女装多为矮领大袖的凤尾裙。在服装业中出现了结合本地特色和外国人管理经验的管理形式，在当时最显著的是匹头号的组织管理形式。沙市的一些匹头号采用合股的形式，由经理统一管理，经理之下设各级职务，有不同的分工，便于经营和管理。沙市的市镇工业在开埠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行业内逐渐的诞生了一批民族企业，这成为工业发展的方向。

（四）开埠后沙市的交通运输业

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沙市的交通运输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除了原有的民用、商用的船以外，外国的船只也进入到内河运输，特别是1898年签订的《内港行船章程》中有关开放内地水路的条文，使外国商船深入到中国内河，日、美、英等国不断加强了其在长江上的航运实力。与此同时沙市地方民营的小轮运输业兴起。开埠之初，沙市的内河运输主要是木帆船，沙市内河中的便河是主航线，走便河到汉口比走长江到汉口更为便利，木帆船价格便宜、费用少。但到了20世纪初，轮船运输在沙市港承运货物的比例大大增加，人们渐渐接受了新的轮船运输，随着轮船运输在沙市港的不断增长，木帆船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据《扬子江航运》记载，1896年，德国的寿玛赫在经过沙市江面时，看到沙市江面停泊的木帆船达到500艘以上。1898年，进出沙市港轮船总共246艘次。1900年，进出沙市港的轮船搭350余艘，载货61万吨。1919年则达到1609艘次，其后逐年又有所增加。相应的其承运的货物的量也在不断地增加，1897年，轮船在沙市港承运的进出口货物只有100多吨，1912年则达到1.5万多吨。

沙市民营轮船业在沙市官办轮船公司招商局与其他国家轮船公司激烈竞争的夹缝中获得了发展。沙市民营轮船业的发展不是在原有的帆船航运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外国航运势力扩张、在木帆船航运业大批破产的同时出现的。在外轮航运势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沙市民营小轮生存于外轮不能停靠的内河和小镇，为外轮疏散、集并货物。1907沙市商人陈政齐招股集资创办“合利亨”轮船公司，购小火轮两艘，航行于御路口线，创办了沙市最早的地方民营轮船公司，开办沙市至荆州的小轮营运业务。1915年获准经营沙市至宜昌航线。后陆续成立了民营小轮公司，至1921年沙市地方民营小轮公司已达6家，共有船只12艘，总吨位达488.7吨。在轮船运输业发展的同时，港口还出现了修理船舶机械的工厂，在海关正式设立后，产生了代客办理货物报关手续的报关行等。这些使得沙市码头从开埠前单纯的转运港口转变成为开埠后集代理、运输、服务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新型码头。

另外沙市开埠后，邮政业务出现。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改沙市海关寄信局为大清沙市邮政总局，负责管辖荆州府及荆门州各县镇邮局，主要开办函件业务，后增办汇兑、包裹业务。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海关总税务司第一次划分邮界，确定各通商口岸邮政局为各邮界之邮政总局，各口税务司兼任各邮界邮政司。沙市邮政总局管辖范围为荆州府及荆门州等县邮局，是全国35个邮界之一。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沙市邮政总局收寄各种邮件达到188601件，邮政总业务量仅次于汉口邮政总局，居全省第二位。邮路方面则陆续开通了沙市经公安黄金口至湘黔滇各省，以及沙市经钟祥至樊城等主要步班邮路。近代邮局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驿站传邮，电报业也逐渐民用化和商业化。

尽管沙市的开埠是屈辱的，但沙市的市镇经济在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较为成熟发达的传统手工业的基础上在开埠之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以其对外贸易、商业、市镇的轻工业发展为核心，其经济带有明显的生产性、流通性市镇的特征。“背靠广袤的江汉平原，依托长江，置身于广阔的外部世界之中，带有殖民地经济性质的进出口贸易获得迅猛发展，并由此刺激了直接关联的国内转口贸易急速上升；通商贸易所产生的商业力量打破了城市的内闭式结构，商人擅变，实业振兴，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地萌生了。”[67]沙市的开埠和勃兴对荆州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入的影响。

[1]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54页。

[3]（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3，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81页。

[4]（清）希元：《荆州驻防八旗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5]（清）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28，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6页。

[6]（清）希元：《荆州驻防八旗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7]（清）希元：《荆州驻防八旗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8]（清）希元：《荆州驻防八旗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9]邸永君：《清代荆州驻防八旗初探》，《民族史研究》1999年第00期。

[10]（清）希元：《荆州驻防八旗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118页。

[11]［韩］任桂淳：《清代八旗驻防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1页。

[12]（清）希元：《荆州驻防八旗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13]《八旗通志初集》卷2，《旗分志二·八旗方位》，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14]［韩］任桂淳：《清代八旗驻防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8页。

[15]许悼云：《大国霸业的兴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页。

[16]潘洪钢：《清代驻防八旗的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从荆州旗、民的几次斗殴事件入手的探讨》，《江汉论坛》2005年2期。

[17]（清）希元：《荆州驻防八旗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18]（清）希元：《荆州驻防八旗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19]（清）希元：《荆州驻防八旗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20]《清宣宗实录》卷432，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0页。

[21]潘洪钢：《清代驻防八旗的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从荆州旗、民的几次斗殴事件入手的探讨》，《江汉论坛》2005年2期。(www.xing528.com)

[22]《清宣宗实录》卷432，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2页。

[23]潘洪钢：《清代驻防八旗的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从荆州旗、民的几次斗殴事件入手的探讨》，《江汉论坛》2005年2期。

[24]武新明：《方言真会害死人》，王荣泰、王琳涵主编《历史烟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267页。

[25]邓宏亚、卢川：《略论清代荆州书院的发展》，《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

[26]孟森：《明清史讲义》，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80页。

[27]（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2，《魏文毅之先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49页。

[28]（清）希元：《荆州驻防志》卷3，《敕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29]（清）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3，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318页。

[30]孟森：《满洲开国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页。

[31]［日］竹内藤右卫门：《鞑靼漂流记》，《清史译文》1980年第2期。

[32]《钦定国子监则例》卷39，《档房》，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925页。

[3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95，《学校考二·旗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547页。

[34]（清）陶澍：《蜀輶日记》，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342页。

[35]《荆州府志》（乾隆朝）卷45，《人物文苑》，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6页。

[36]（清）袁坦：《江陵志余序》，《江陵志余》，道光四年（1824年）刻本。

[37]（清）孔自来：《江陵志余·略例》，道光四年（1824年）刻本。

[38]（清）汪光蛟：《江陵志余序》，《江陵志余》道光四年（1824年）刻本。

[39]（元）许汝霖：《嵊志·序》，转引自念白、庆余《史记与地方志》，《佳木斯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

[40]徐树楷：《沙市志略成书的经过》，《沙市纵横》1985年第1期。

[41]（清）刘士璋：《三湖渔人全集》卷5，《酬乔丹圃刑部韵四首》，道光二年（1822年）刻本。

[42]（清）郑廉、王兴亚点校：《豫变纪略》卷6，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页。

[43]（清）左宗棠：《已故军务人员志节可传请付史馆折》，转引自《百柱堂全集》“卷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44]（清）左宗棠：《已故军务人员志节可传请付史馆折》，转引自《百柱堂全集》“卷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45]（清）郭嵩焘：《王公墓志铭》，转引自《百柱堂全集》“附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1页。

[46]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9页。

[47]罗福惠：《近三百年湖北学术文化》，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

[48]（清）王柏心：《百柱堂全集》卷首《国史馆本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49]（清）王柏心：《续辑汉阳县志序》，转引自《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97页。

[50]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湖北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

[51]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湖北省志资料选编》（第1辑），1983年版，第78页。

[52]湖北省沙市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沙市市志》（第2、3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

[53]《遵旨查复沙市厘金情形疏》（咸丰七年十一月初九日），《胡林翼集·奏疏》（第1册），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77页。

[54]湖北省沙市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沙市市志》（第4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25页。

[55]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1页。

[56]《清高宗实录》卷747，乾隆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页。

[57]湖北省沙市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沙市市志》（第4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58]《清议报全编》卷12，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59]［日］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2页。

[6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沙市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沙市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版，第312页。

[61]沙市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沙市市志》（第1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62]（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00页。

[63]沙市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沙市市志》（第2、3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64]沙市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沙市市志》（第2、3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65]《湖北文史集粹》（经济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5页。

[66]刘玉堂等：《荆楚经济史话》，武汉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67]周涵：《沙市开埠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