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心（1799—1873），字子寿，又字冬寿、坚木、筠亭，号螺洲、薖叟。监利白螺镇（今属洪湖市）人，是晚清湖北大儒，在文学、水利、军事、书画、地方志等领域均取得较高的成就。
道光十年（1830年）夏，监利大水，时任湖北布政使林则徐檄调天门县令唐树义赴监利指挥抗洪，王柏心呈上其水利专著《导江三议》，唐阅而奇之，推荐给林则徐，林大为欣赏，“礼致之，许为国士”，并聘他做其子林汝舟的老师。
道光十五年（1835年），唐树义得林则徐等保荐，升甘肃巩昌知府。次年，王柏心受邀入其幕府。其间，他撰成著名的政论《枢言》，“于历代兴亡成败得失之故，言之了然，尤多可采”[43]。道光十七年冬（1837年），王柏心回到湖北。次年三月，曾赴武昌谒湖广总督林则徐，并短期供职于林幕。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谪戍伊犁途中，王柏心曾致函慰问并赠诗。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王柏心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在京期间，王柏心又作《续枢言》九篇。提出“天下之事，任法者敝，任人者强。兵虽疲，财虽匮，得其人而治之，不难振也。”次年，他即以母老为由辞官归里，执教荆南书院。1851年，太平军进入湖北，他奉命在藉办团练，并与湘军将帅联系频繁。
咸丰三年（1853年），王柏心入湖广总督张亮基辟入幕府，同居幕中的左宗棠称其“筹笔从容，算无遗策”。咸丰五年（1855年）胡林翼任湖北巡抚，王柏心协助他对整顿税收，使地方财政扭亏为盈，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到重要作用。
同治六年（1867年），左宗棠出征西北，王柏心专程到汉口送行。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闻王柏心病殁，上疏奏请将其事迹“宣付史馆立传，以存其人”。[44]王柏心挚友郭嵩焘作《王公墓志铭》，称“江汉间言道德文章，裒然属之先生者五十余年。”[45]
光绪十九年（1893年），《百柱堂全集》于荆州出版，门人杨守敬题签。《全集》按体裁可分为诗词、政论、书札、杂着几类。其中以诗赋居多，全书五十一卷，近百万字。以下对王氏在文学、水利、军事、方志、书画等几方面的成就略加阐述。
（一）雄浑深博、悲楚苍劲的诗词风格
王柏心平生以雄才大略自负，这种志趣时常形诸吟咏，如《赠周筱楼》诗云：“未奏终军对，驱车出帝京”；《陟螺阜望江水犹壮》诗云：“目击滔滔思砥柱，几人无愧障川功？”
这类诗作有杜甫沉郁顿挫之风，关注严峻的社会现实，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天朝上国”的幻象破灭后，作者看到的是大清帝国的破败以及民族的积弱，对于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王柏心在其《漫兴》中慨叹：“寇乱何时息，人才此日艰。干戈悲老至，江海愧身闲。”
《春兴六首和庶泉（其三）》作于鸦片战争前夕，对主和派提出尖锐的批评。
潮头翻动戴山鳌，倏见天吴跋浪豪。
露布何曾三捷至，宵衣无乃九重劳。
楼台蜃气当春暗，燧火羊城入夜高。
太息国殇终不返，鬼雄魂魄莽波涛。
《春感》反映太平天国对朝廷的威胁，表达了对时局的忧虑。
大淮南北失金汤，进犯中原下太行。(www.xing528.com)
今日两河成战地，早时三辅略军防。
壶关天井非无险，滏水滹沱岂易杭。
节相行营连献捷，风烟多在帝京旁。
王柏心继承了杜甫诗史的传统。其门人唐炯在《百柱堂集序》称道：“感时书事，引古喻今，汪洋恣肆，别开门径，直上夺杜少陵之席，天宝后无此作也”。虽有过誉之嫌，亦不为无据。王柏心亦善倚声，诗词中也不乏清词丽句，如“深树蝉吟细，长天鹤去迟”（《晚坐》）“寒林疏木叶，细雨动江波。”（《遣兴》）“径滑苔全湿，庭虚桂自花”（《中秋雨夕》）。
（二）弭平内乱、富国强兵的军政思想
王柏心的军政思想集中体现在《枢言》正续篇、《论军政》《兵事臆议》《军事臆说》《行营事宜管见》中。其次，散见于与湘军将帅的一百多通书札。
道光十七年（1837年）游幕甘肃时所作《枢言》集中体现他的政治思想，提出审时度势、创新变法、循名责实、进贤黜否、固本抑末、端正教化等对策。紧紧围绕清末的社会危机，提出一个比较完备的改革方案。张舜徽先生说：“盖柏心之学以致用为归，所著书如《枢言》上下卷，尤究极古今治体，非拘墟之士所能为。”[46]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又作《续枢言》，提出打破常规，唯才是举，去除“七蠹”，加强国防的意见，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尤其可以说是填补了鸦片战争前后湖北思想界的空白。”[47]
王柏心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忠实信徒，而传统文化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使他很自然站到对抗和镇压太平军的立场。他殚精竭虑提出了很多“剿匪”策略，得到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重视，并产生部分效果，有些则因形格势禁而付诸东流。如太平军围攻长沙时，他上书湖广总督张亮基“以汉阳设重兵而后武昌可保，岳州设重岳而后湖南可安，田家镇设重兵而后可制皖。”其后战事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但清军腐败无能，张亮基力不从心，使王氏谋划付诸东流。
（三）疏胜于堵、分流纾患的治水策略
王柏心主张经世之学，提倡通识之士，所谓经世包括博古通今、教化育人、用人行政、国计民生的原则和道理，也包括具体实务如导江治水、漕运榷算、行军布阵等。《导江三议》作于道光、同治年间，正是长江水患连年之时。王柏心自称：“生长江滨，数十年来，泛舟上下，纵观江势曲折，深悉其利害”，因此，他认为荆江洪水宜疏不宜堵。《导江三议》主旨是：堤防不足以抵挡长江洪水，应在荆江两岸分流，以减小荆江河段的洪水压力。考虑到提出此议难免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以致议论蜂起，文章最后又自问自答，提出了十条反对意见，再一一予以解答，申述分流纾患的可行性。
（四）因地审时、宏纤具列的修志思想
王柏心晚年，潜心史地之学，声名远播。两湖江汉之间地方官争相聘请他主持编纂方志，“四方求文者日不暇给，以诗文就正者踵相接”[48]。初步统计，他主持或参与撰有道光《黄冈县志》、同治续修《东湖县志》、同治《宜昌府志》、同治续辑《汉阳县志》、同治《当阳县志》、同治《临湘县志》、同治《监利县志》等七部方志，形成了系统的方志编撰思想，认为：“方志记载略与史同，然其异者有数端。史尚严，志尚核；史褒刺并见，志则称美不称恶；史举大遗小，志则宏纤具列，此其所以异者也。且同一志也，此邑与彼邑，后志与前志，又有缓急详略之不同，亦各举其重大切要者以为体要而已矣。”[49]
王的修志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以人为本，重视民生，关心人民疾苦；二是重视区域地理和行政区划的研究；三是重视区域文化、地方历史人物的研究。王氏的修志思想值得重视，他在修志中的一些做法，值得当代修志工作者学习借鉴。
（五）转益多师，自成一家的书画风格
王氏诸艺兼擅，博通赅洽，他既工八法，复擅丹青，书画成就也很高。今存《与姚椿论章草书》《藕湖行为秦淡如公子赋》《草书四条屏》《与鸿轩论书》等书法手迹，并有画兰、扇面数件存世。他曾与湘军名将彭玉麟通信，畅论画梅咏梅之心得。彭氏复函致谢，并写梅花数本相赠。时人将王氏写兰与彭玉麟画梅并称“王孙（王柏心）芳草老彭（彭玉麟）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与王柏心同庚，二人切磋书艺，甚为相得。王柏心也擅长篆刻，是“汉派印学”的代表人物，曾为自己刻过大量名章和闲章，今有印蜕传世。王柏心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和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但他仍执着于从传统文化中发掘积极因素，从历史经验中寻求借鉴，而不是像同时的魏源那样注目外部世界，终其一生，未有一语及西学，这是其局限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