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文化简史：遗民作家孔自来与《江陵志余》一览

（一）作者生平及成书经过

孔自来（约1610—1670）编撰的《江陵志余》（以下简称《志余》）因成书较早、保存了大量稀见史料，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为后世所推重。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荆州府志》载：[35]

朱俨，字启宇，辽简王八世孙。国变后，易姓名为孔自来，字伯靡，自号句曲山人。大父镇国将军宪，字怡棠，以诗名。俨少孤，母教极严，折节攻苦，读书务穷秘奥，补江陵弟子员，与宋学洙、姚士升、汪光蛟为友，一时声名藉甚。亡何，大盗入关，明命既讫，俨鱼服行遯，放浪三湖间。变姓名为孔自来。国初乃出，与人交称句曲山人伯靡云。

孔自来又号㠯斋、东湾遗民。乾隆《荆州府志·艺文志》载其著述有：《读史问疑》《梼杌纪略》《江陵先贤传》《荆事搜佚》《江陵志余》等二十八种，几百万言，可惜多已散佚不传。

其著作中流传至今，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者，首推《志余》。作者说：“枯牖陈言，途穷绮语，均雕虫小技，无足论。独《江陵志余》一书，乃吾兵火后搜自煨烬者，存故乡之文献，补旧史之残缺”[36]，“始于庚辰，迄乎癸已，年逾一纪，稿凡五易”[37]，即从1640年到1653年，历时十三年才着成此书。它比康熙《荆州府志》早二十多年，比乾隆《江陵县志》早一百三十年。由于其史料详备，体例周全，故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编修的《湖广通志》、次年编纂的《荆州府志》、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江陵县志》，皆从中采录了不少重要史料，其书向为史学界推重。

明清易代，天崩地解，作为朱明王朝宗室，尤其创巨痛深，作者“当鼎沸之秋，黠者竞刀锥，拙者困饘粥，仆独手握一编，笔耕掌录，虽饥冻窜伏，未尝少懈。同时嗤者、讪者咸目仆为颛愚矣。”他以著书这一方式，表达了深切的故国之思，沉痛之感洋溢于字里行间。如《海港》曰：“余先人卜兆于兹。风木之思，尝因渡水而涕零矣。”《雍台》曰：“南有小圃数十亩。高柳参天，丛篁匝地，花畦麦垄，景物嫣然。余幼时读书其间，目曰‘惜阴’，今则鬼磷狐兔场矣。”对癸未甲申乙酉的记述亦有多处。

（二）《江陵志余》的内容及其价值(www.xing528.com)

《江陵志余》分总志、陵陆、水泉、古迹、宫室、精蓝、琳宫、禋祀、墟墓、时俗十卷。每一卷分为若干子目，长者亦不过百余字，短者十数字。但涵盖宽广，包容全面，而且在编纂方法上也有独到之处，从中反映作者的修志思想：

其一是旁征博引，资料翔实。作者自云：“是书之成，稽诸郡乘者十之三，摭之它书者十之七。”全书引据书目达142种，其中大多已亡佚。既凝聚了前人的智慧，又倾注了编纂者的心血。可谓贯通古今，荟而萃之。时人评曰：“一邑之迹，体备诸家，一卷之书，事综百代。微而达，约而臧，杂而不越”[38]。

其二是考证严谨，真实可信。作者是荆州人，且系朱明宗室辽藩之后代，熟悉地方风俗，书中采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很多事是亲闻亲历。如他曾在张居正之曾孙同敞处见过张的《谢恩折》（见《纯忠堂》附记）。

三是秉笔直书，持论公允。他是第八代辽王朱宪㸅侄孙，但并不讳言宪㸅之荒淫，而对张居正的褒赞之辞随处可见。如《纯忠堂附记》云：“太岳博学多才，顾东桥识之于髫龄，以顾命元老，匡扶幼主，内安外攘，有社稷功。”寥寥百字，持论公允，堪称史笔。反之，对于其从祖、废辽王朱宪㸅任诞不检并不讳饰。

四是体例完备，态度严谨。采用词典式条目，结构合理，条理清晰，按十类排纂史料，每类之前冠以小序，概括要义，阐述内容之主旨，有导读的作用；每个门类之下有细目。文中有夹注，考证源流，说明史料之藏存；每卷末尾有“譔曰”，写出编纂者褒贬得失的评论。

《志余》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是“记山川则附以幽怪之说，论人物则偏于清放之流”[39]，未能摆脱古代方志的通病。二是详略失当，繁简失度，述宗教的就有琳宫、精蓝等三章。而没有地图也是一大遗憾。

此书对后世方志产生了积极影响，光绪十年王百川作《沙市志略》即“仿清初孔伯靡先生体例”。[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