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旗人教育与留学，详解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满洲和蒙古八旗军在荆州城开始设防，史称荆州驻防。荆州地区是整个湖北地区唯一有八旗军驻防的地区。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满清政府对荆州地区的重视。而中央之所以重视荆州地区，其很重要的原因是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荆州西面有巴蜀之险，北面有桐柏之固，南空湘黔，东制吴越，据江汉咽喉之地，“扼天下形胜”，[27]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荆州驻防的八旗军在整个清朝八旗驻防体系中属于镇压内地抗清势力的驻防性质。驻防荆州的旗兵在城内筑起了一条界线。这条界线将荆州城分为了地理上的东西两城。界城以东为东城，界城以西为西城。而在此地的满蒙八旗又将其赋予了极为浓烈的民族色彩。满蒙旗人居住于东城，汉人居住于西城。有“满城”“汉城”之分。这是“旗汉分治”的一大重要表现，一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这样的局面才被打破。而其间的228年，荆州驻防八旗军在荆州地区广设旗学，东城可谓是旗学林立，民族教育尤为发达。这是辛亥革命前，满蒙旗人文化普及率高的最重要的原因。

设防之初，满族、蒙古族按牛录设学，并将其命名为“牛录官学”，并且只招收牛录兵丁子弟。这种官学其本质只是一种半私塾性质的义学。牛录官学得以生存的全部资金都来源于牛录兵丁的公助。随着荆州地区八旗驻防军队的不断扩充，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原任左冀副都统德琦保奏准，在本期领催前锋内考取总教习十名，并授九品顶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右冀蒙古协领长呈请设立满汉官义学，每旗一所，每所学生二到三十人不等，均由本旗牛录官学挑入。由于荆州地区八旗驻防日久，旗人渐趋汉化，以致“专习汉字，于清语清字全不讲求”。[28]在此种情形下，若不尽快调整荆州地区的牛录官学的状况，便极有可能会出现满蒙民族逐渐汉化，并逐渐失去其本民族的传统与文化特质的状况。于是，清廷逐令旗人“无论何项出身人员，均宜习练清文，义务根本”，并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停止文试，改为翻译考试。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才又恢复文试。

在清王朝的统治尚稳固之时，荆州地区的八旗驻防同其他各地一样，按部就班的兴办着自己的官学，学习汉语和清语清字，在保存着本民族的民族特殊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学习着汉族人民所创造出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文明。牛录官学的建立其实质是以一种保守刻板的方式，在不经意间促进着民族的融合与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但是，当清王朝的统治趋于动荡、崩溃之时，荆州驻防所创立的牛录官学也开始有了变化和发展。

戊戌变法前后，各省纷纷废除科举制、兴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荆州将军等奏称：“荆州居长江上游，驻防多勋后裔，人数多至四万有奇，非夺舍学堂不足以宏作育。”[29]这一年，荆州驻防将56所牛录官学归并为十所蒙养学堂；将十所义学归并为四所小学堂；将辅文书院改办为中学堂，并附设高等小学堂一区。蒙养学堂、小学堂、中学堂分别招收不同年龄段的八旗子弟，使他们接受不同科目、不同难易程度的分科教育。这种近代式的分科教育，较之先前由八旗驻防所创制的牛录官学更为科学；其涵盖的学科内容更为全面，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若想要完成中学堂的四年的学习，需得学习修身、读经讲经、文学、算学、历史、地理、博物、体操、外国语、清语、物理化学、法治与理财、图画共十三科。

同一年，荆州八旗驻防还开办了方言学堂以及工艺学堂。光绪十一年（1905年）练兵处在《奏定小学堂章程》中，指定全国三处驻防（即荆州、福州以及察哈尔地区）各于将军、都统驻城设立陆军小学堂一所，归该驻防将军、都统筹办，不附入各省学堂。荆州八旗驻防于是在第二年四月开办了陆军小学堂，以振威新军随营学堂改设。所设课程分两种：一种是教授课目，即普通课；一种是训练课目，即军事课。普通课共设有修身、国文、外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共七项；军事课设有训械、操练、兵学，共三项。在全国三处驻防的陆军小学堂的学制均为三年，毕业后即可升入省城陆军中学堂。但是，当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这些具有一定近代性、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新式学堂都随着荆州八旗驻防的覆灭而烟消云散。所有中小蒙学堂、方言学堂、工艺学堂以及陆军小学堂都一律停办了。至此，旗学在辛亥革命的革命浪潮中消亡了。

荆州地区由荆州八旗驻防所创建的荆州旗学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两百余年，但它在清朝历史上还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纵观旗学在这两百余年演变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旗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重普及(www.xing528.com)

荆州的八旗驻防把年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定为小学学龄儿童，着令广设义学，以施教化。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统计，荆州驻防八旗军共有牛录官学和满汉官义学65所，约有适龄并接受教育的满蒙旗人子弟1400名。按照当时的四万旗人来计算，平均每一千人就有小学堂1.6所，小学生35.5个。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是清末江陵县科学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江陵地区文化教育普及率最高的时期。当然，这仅仅是相对满蒙民族而言的。同时，荆州八旗驻防对小学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测定也是十分严格的。若没有通过考试得到合格认定，便会被勒令退回童蒙学堂补习。

（二）重武备

“清以骑射立国”[30]，讲求武功。所以自始至终，历代皇帝都强调骑射。顺治初，随着八旗入关日本人也注意到，但凡统兵的官员随身均带有兵书。“无论大武官，小武官，都要认真去读，如果不读，就要受告诫、惩罚，他们经常进行军事教育，上上下下的人，都懂得作战。”[31]骑射是八旗学生必修课，“夫骑射为八旗要务，凡官学生应令其自幼娴习”[32]。嘉庆四年，仁宗上谕强调：“八旗官学生每逢国子监季考，年十四岁以上者习步射，十八岁以上者习骑射。”[33]旗学之设，乃为清朝文修武备，至万世之治。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又规定应翻译岁考童生，也须由将军、副都统、城守尉现场应试。清末，荆州旗人留学生中有近七成的人赴日本以及德国留学。足以看出当时的旗人对军事的重视。其实，从民族特性的角度我们也不难理解旗学为什么将军事的地位抬得如此之高。游牧民族本来就要依靠强健的体魄以及过硬的军事实力来维系本民族的存在和发展。

（三）重实业

荆州地区的旗学就中等教育的比例来看，专门学堂和实业学堂占了三分之二；就教员的资历来看，专门学堂和实业学堂优于普通学堂教员资历数倍；就学堂的种类来说，荆州地区兴办了驻防中学堂、方言学堂、工艺学堂等等，这些都是重实用技术的学堂。这种重实业的教育理念，影响了旗人的教育实践，并成功培养出了一大批新式人才。这为整个荆沙地区的实业发展乃至整个湖北地区的实业发展都做了突出贡献，并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

荆沙旗学有利于推动旗人文教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发展了江陵地区的教育事业，也在整个湖北地区的教育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旗学仅仅是对满蒙旗人的文教事业起了推动作用，殊不知这种推动作用是相互的。旗学对汉文化也有推动作用，同时它有利于满汉之间的民族交流以及民族融合。而完成这一伟大任务的则是在学习清文、清音的同时学习汉语完成的。随着辛亥革命过程中荆州地区八旗驻防的覆灭，荆州地区的旗学也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了。同时，满蒙旗人从文化普及率最高的群体一下子沦为了文盲率最高的群体。而这一局面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逐渐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