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地区书院教育发展与政府经济支持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较为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形式，曾对我国传统文化以及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官学与私学并存，书院综合和改造了官学和私学的一些成分、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质，成为一种既包含官学性质又包含私学性质的特殊的教育形态。明清时期，湖北地方书院逐渐兴盛和普及，荆州作为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中国文化的发源地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而清代荆州地区的书院相较其他地区有着明显的区域特征。

当国家政治趋于安定之时，教育就会成为政治稳定的有力支撑点。国家政权对政治的稳定局面以及民众求知的迫切愿望，使地方教育得以迅速发展。从全国范围看，清代的书院主要分为：商办书院、乡村书院和家族书院三大类。荆州素来有重视学术教育的传统。在三国时期，荆州牧刘表招纳文士，整理六经，形成学术集团。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央对书院的管理日渐官学化，但书院的建立仍旧为地方的学术、文教发展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为城市文化繁荣提供了智力支持。

清代荆州的书院始创于顺治年间监利大观书院。在荆州境内的书院共有10座，其中荆州府有荆南书院、辅文书院等2座，江陵县有龙山书院等1座，公安县有培风书院、南平书院等2座，石首县有大观书院等1座，监利县有大观书院等1座，松滋县有鸣凤书院等1座、枝江县有丹阳书院等1座，宜都县有清江书院等1座。另据沙市市志等史料记载，清末民国初，荆州地区帮会在沙市设立了三座书院，沙市“十三帮”中有三个帮派在沙市创立了书院，它们是汉阳帮会晴川书院、武昌帮会鄂城书院以及徽州帮会新安书院。[25]城市书院的作用是发展地方学术，培养本地人才，以人才反哺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

清代荆州最具代表性的书院就是荆南书院。这个书院在各个时期修葺、扩建、捐助不断，乾隆年间是荆州书院发展的最高峰时期，清初的书院政策大变，使得荆州地区的书院得以蓬勃发展。以后各个时期虽有不同程度的创修，但若综合考虑数量、范围以及影响等因素，后代的任何一次创举都不能与乾隆时期同日而语。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的谕旨中曾经明确指出：建立书院是“兴贤育才之一道”。[26]我们可以大胆推断，这道谕旨成为了书院发展的一大转折点，自此以后，书院大兴。细数乾隆时期荆州地区建立并蓬勃发展的书院，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书院文化是多么的繁荣昌盛。其中江陵龙山书院，乾隆十八年（1753年）建；石首秀林书院，乾隆十九年建；枝江丹阳书院，乾隆四十年建；松滋山谷精舍，乾隆四十三年建。乾隆在位的60年间，新建书院约占整个清代荆州书院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而地域分布及其影响的覆盖面几乎遍布整个荆州地区，分布数量以及范围都达到了荆州书院史上之最。(www.xing528.com)

清代荆州地方的书院其发展态势是逐渐官学化的。荆州书院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与其“依靠政府”的特点是分不开的。荆州地区书院的发展，与江陵县地方政府的重视是分不开的。而地方政府对荆州地区书院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视、帮协是体现在诸多方面的，尤以能保持书院平稳运行的经济援助为主。正如上文中所提及的荆州地区的各个时期的地方官员都关注荆南书院的发展一样。政府对荆州地区的书院的经济支持力度很大。经费是书院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也是它的根基。而政府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则使得荆州的各个书院可以在有资金保养、修葺书院本体建筑的同时，能够购买书籍以扩充书院的内核，充足的经费是保证书院稳定的必要手段，也是书院能够得以生存和稳固而长远发展的有力保障。

清代的荆州书院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变化和发展。书院教育的发展在清代的荆州城市中是官民共同关注的一大重要事业。虽在清末时期由于市镇经济的发展与沙市的开埠，加速了清代荆州的地方书院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这一转型绝非仅仅是书院这一实体的转型，更是其中蕴含着的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一次转型。同时，这一转型标志着荆州地区的传统书院教育的正式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