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八旗驻防：建制简述

《荆州驻防八旗志》对荆州建立驻防八旗的描述为：

康熙二十二年，三孼既平，车书混一。荆州势据上游，滇、黔、巴、蜀往来所必经，始定驻防之制，设协、佐、防、校等官，而以将军都统为之帅。凡在行省者，多与督抚同城，惟荆州独成一旅。[7]

由此可见，荆州连接云贵与四川的重要交通枢纽的地位，以及在战时所发挥的重要战略作用正是清朝在荆州设立驻防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可见荆州驻防之重要与特殊。荆州驻防设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官职，而其统帅为将军及副都统，因此荆州驻防为将军建制，为直省（直隶及各省）驻防中之最高规格一列，由此可见其地位非常重要。上言荆州与杭州、福州、广州并为四大驻防要地，而荆州又与其他三城不同。其他三城驻防分别为浙、闽、粤三省省府所在地，驻防将军与封疆大吏总督、巡抚同城办事，无法凸显将军之权位。而荆州驻防将军与知府同城，知府品位较低，则更能凸显将军之位高权重。另外，从地理位置上看，杭州、福州和广州处于东南沿海三省，而荆州驻防则孤悬内陆以统摄中西部，足可见其责任之重大。是为荆州驻防特殊之二处。清朝八旗军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及汉军八旗。在“首崇满洲”与“满蒙一家”的思想之下，满洲八旗自然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其次则为蒙古八旗。在此基础之上，其八旗驻防体制也必然存在着不同民族的组合，大致分为满蒙合驻，满蒙汉合驻及满、蒙、汉独驻这几种情况。

“康熙二十一年，廷议于湖广设立驻防八旗满洲、蒙古官兵二千五百余名，系由京师、江宁两处拣选挈眷来荆。”并且之后所增调之兵皆为满族和蒙古族。[8]由此可知荆州驻防为满蒙合驻形式，不置汉军，且八旗满洲在驻防军数量上占据优势，这一组成结构显然是极高规格的。满洲八旗军是满族政权的根基，是清朝中央最为信任和最为倚重的军队，大量的满旗驻防荆州，亦足见清廷对此地的重视。另外，有学者曾经考证过历任荆州驻防将军的民族性，我们也可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据统计，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光绪八年（1882年）这二百年中，担任过荆州将军的共有59人，其中庆山曾经两度出任，福增阿、倭什讷、穆图善等三人未到任而改任他官，每任任期平均大概三年多。在这59人中，满族有51人，约占88％，其中满清宗室有16人，占27.6％。其次蒙古族有6人，约占10％。而汉军旗人仅有徐琨一人曾经出任，仅占2％。[9]这一系列数字完全可以证明荆防地位的重要性。

荆州驻防除了建制等级和驻防军队的民族构成成分这两个方面规格极高外，在驻防人数方面也是相当多的，可以说是直省驻军人数之冠。其驻防军增损情况大致如下：(www.xing528.com)

康熙二十一年，廷议于湖广设立驻防八旗满洲、蒙古官兵二千五百余名……复由西安驻防右翼满洲，蒙古佐领，骁骑校内选拔各十二员，派兵一千五十余名，驻防湖北荆州府……续于康熙二十九年八月奉部咨，添设甲兵四百五十七名，以足四千名……五十七年，派赴四川出征兵一千名。旋奉部咨，此项兵缺仍令挑补足额，共甲兵五千名。六十年，奉部咨，由五千兵内分拨一千六百名驻防四川成都，仍令闲散内挑选六百名，补足原额四千之数……嘉庆二十年，增设余兵九百六十名。道光十三年，增设委甲兵四百名。咸丰十一年复增步兵二百名。同治十年，分拨江宁满洲、蒙古官兵五百九十一员名。光绪元年，分拨杭州满洲、蒙古官兵三百七员名。二年，复分拨江宁满洲、蒙古官兵三百员名。以上分防兵缺，均经陆续挑选补足额。[10]

根据上述史料，我们不难发现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荆州八旗驻防军达到足额四千名以后，兵额虽时有增损，但均维持在四千人以上。即使调拨它防，也即令挑选补足，据统计至19世纪末光绪年间驻防人数甚至增至七千多人。[11]而广州驻防军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有三千人左右，后增至近五千人；福州驻防军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有二千一百人，于乾隆九年（1744年）增至四千零四十人；杭州驻防军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约有四千人，后来因为有数千官兵及其家属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丧生，故其数量大为减少。从以上统计数据中我们也可看出荆州驻防军人数较其他三大驻防要地的驻防军数量稍多，导致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此不赘论。但应指出荆州为中西部最为重要的驻防重镇，为朝廷担负重大的统摄地方的责任或为其中之一因。

由此可知，荆州八旗驻防为清朝八旗驻防中最重要一列，与杭州、福州、广州并重。其建制为将军建制，形式为满蒙合驻，常年维持兵力为四千以上，至光绪年间甚至增至七千多人，清廷对荆州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