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堤防建设的历史变迁

（一）堤防沿革

2500多年前，楚令尹孙叔敖就提出要在淤高的沙丘土地上筑堤围垸，以抵抗泛滥的洪水灾害，从这里开始，荆州地区的堤防建设可以说有了一个雏形。到东晋时，荆州的堤防建设开始正式成型，完成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东晋永和年间，荆州刺史桓温治下，修建了当时所谓的“金堤”，亦即荆州万城堤最早的起源，由此开始了沿江筑堤的历史。两宋时，堤防建设大兴。北宋刘攽《彭城集》载：“濒江汉筑堤数百里，民恃堤以为业。岁调夫工数十万，县之不足，取之旁县。”[140]可见堤防建设已卓有成就。在南宋，则由于北方强敌进逼，长江中游地区大量进行军事屯田，荆州因其重要性更是出现了所谓“三海”“八柜”这样影响深远的军事水工建设。“以南北兵端既开，再筑上、中、下三海。”[141]时至清朝，吴猎再次修筑：“引沮漳之水注三海，绵亘数百余里，弥漫相连，又为八柜。”[142]“三海”“八柜”形成后，有力地保障了荆州地区的安全，金兵南下时闻江陵有三海阻隔，而不敢贸然前进即是明证。元代，江堤的修建一度停滞，而明朝后又继续发展。明代人口激增，堤防建设需求也相应增加，堤防工程技术显著进步。这一时期，广修江堤、垸堤，万城堤也基本定型，江汉堤防已蔚为大观。史书记载：

江陵、公安、石首、监利、华容间，自西而北而东而南，势多纡回……故决害多在荆州，夹江南北诸县。县各沿岸为堤，南岸自松滋至城陵矾，凡长亘六百余里，北岸自当阳至茅埠，堤凡长亘七百余里。咫尺不坚，千里为壑，且决口四通湖泊。[143]

清代，江汉堤防逐渐连为一体，长达1500多公里，与近代境况已极相似。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长江大水，灾情本是极重，但清廷尚能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将灾害造成的损失减至了最小，并且之后立即颁布修防条例，对城垣堤防进行修复，使当地社会生活重新走上正轨。不难看出，清廷在江汉地区的水利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民国时期，当地政府建立起具有近代特点的堤防管理部门，逐渐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地理进行勘测，对水患进行预防，并组织修整江堤，但仍未完全摆脱封建社会残留的弊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洪水溃口后，时任荆江堤工局局长徐国瑞，竟导演“祭江”闹剧，抢救不力，酿成大患。况且，民国战乱不停，军阀割据，本地区的水利建设因而不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彻底改变这种状况。

（二）堤防管理

一地的堤防建设，光有稳固的江堤是万不能够成功的，还须设有完善的堤防管理制度。因为有效的堤防管理机构与规章制度，不仅能够提高人员组织效率，还能够更好的应对洪灾侵袭。堤防管理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堤防管理体制与管理机构。明代中期，荆江两岸堤防设置堤长制度。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荆江大堤大决，知府赵贤筑南北江堤，三载就绪，始立《堤甲法》：“每千丈堤老一人，五百丈堤长一人，百丈堤甲一人，夫十人。江陵北岸总共堤长六十六人，松滋、公安、石首南岸，总共堤长七十七人；监利东西岸总共堤长八十人。夏秋守御，冬春修补，岁以为常。”[144]

这便是荆州堤防建立专人管理制度的开始。清代则设有水利专官，厘定奖惩制度，只是还未形成专门的管理机构。民国初期，多沿用清朝旧制，基本以堤垸为单位，设立堤工局。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定都武汉，在江汉流域主持修建防汛工程，分设汉黄、襄河、荆河水利局，管理江汉堤防。民国十九年又将长江分为七段，分段派员管理，开江汉堤防建立分段管理制度的先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江汉工程局成立，在新堤、监利分设工务所，此一管理体制一直延续到1949年为止。由上述，可知荆州堤防管理体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虽受时代局限，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然地方政府能够给予足够的重视，终究为这一地区人民的安定富足做了保障。

其二，是法律规章制度。从清代起，江汉堤防管理的规章制度就常有修订、补充，但毕竟人事的地方多，而制度的方面少，民国的法律法规则有了一点改变。民国十五年（1926年），湖北政务委员会令颁《湖北省水利局暂行条例》，规定湖北水利局主持管理全省水利和堤防工作，荆州江汉堤防在管理法规上于是形成一个雏形。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江汉工程局又颁布《湖北江汉干堤岁修防护章程》，自此，江汉干堤终于有一个较全面的管理法规。从以上两项史实可以看出，荆州作为湖北下辖的市，在堤防管理上不仅是一地民众的事，实在也关系到其他周边城市，乃至省份，因此需要省政府的统筹规划，厘定适宜的规章制度，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三）堤工经费(www.xing528.com)

荆州地区，清及以前的堤工经费多以“民修民防”的形式筹集，或兼以“民修公助”“官助民修”的方式补助。乾隆五十三年大水，乾隆皇帝便这样说过：

荆州堤防关系全郡之安全，现在被燹较重，亦不忍再令其自行修筑，所有此次应修各堤，均由官方办理，并著阿桂、德成妥为估计，务斯加高培厚，认真修筑，永资保障，俟将来每岁修理、需费无多，再照例办理……[145]

既说“不忍再令其自行修筑”，又说“俟将来每岁修理、需费无多，再照例办理”，便可看出当时多靠民间自费修筑堤防工程，政府的普遍意识也是认为该由民办为主，只是逢大水时进行补助便可。晚清时，荆州堤工岁修，防汛经费由农民负担，称田亩土地佚费，简称土费。至民国九年（1920年）前，堤工经费还仍专恃土费，因此收支常不敷，堤防建设总不大成样子。民国九年开始准备将盐商向盐局缴的规费，移作疏防公益捐，修筑江堤。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开始由省政府补助，这虽将政府收入纳入了堤工经费中，但仍没有质的改变。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修堤经费才由国库开支，堤防也最终由民修转为官修。这一转变，实为重要，可以说江汉堤防建设开始走上了近代化道路。令人尤为可惜的是，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日伪占领荆州，江堤修防几陷于停顿，堤防经费即使还能够征收，真正用于堤防建设的却微乎其微。这样一来，江汉堤防的发展不能不说面临一个挫折，这个挫折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能完全摆脱，也幸而有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因江堤失修而经受的苦难并不长久。

（四）荆江大堤

所谓“万里长江，险在荆江”，[146]荆州一地的堤防最要便是荆江大堤的修筑，自东晋“金堤”修建开始，历经千余年的变迁，至明嘉靖年间始合筑为万城堤，又民国七年后易名为荆江大堤，再经近代的发展，才形成如今我们所看到的面貌。“大堤分筑于东晋，合修于明末，增高培修于前清。”[147]这便是荆江大堤的历史脉络。

荆江大堤地处长江中游的荆江北岸，上起江陵县枣林岗，下接监利县城南，保护着众多的耕地与人口，对江汉平原起着重要的屏护作用。东晋后，历代对“金堤”又屡有增修，到明末已沿江分段修筑了寸金堤、沙市堤、黄潭堤、文村堤、新开堤、周公堤、黄师堤、李家埠堤等，为后来的合筑奠定了基础。嘉靖二十一年，将江北最后一个穴口——郝穴堵塞，堤防终可连为一体，后来便称其为万城堤。清代，则多是对大堤进行培修，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大水后，嘉庆元年（1796年）洪水泛涨后都有对江堤整修的记载，只是以溃后修复和临险抢急为主。晚清时，荆江大堤的修筑尚且还能够有所建树。光绪年间荆州知府舒惠筹划了一次对沙市段万城堤的修筑。他在《接修沙市碌岸工程》的禀报中称：“查万城大堤绵长二百余里，惟沙市极称繁盛，乃地方精华荟萃之区，而堤身滨临大江，窖金洲逼溜冲刷最为险要。”[148]从光绪十七年冬捐修开始，到光绪十八年夏竣工，长二百丈。光绪十九年又继续劝捐，至光绪二十年方正式完成，也长二百丈有余。两相结合便有四百余丈，竣工后，民甚感激，将其主持修建的一段称为“舒公堤”，以示对舒惠作为的赞美与敬佩。由此看来，晚清时即使有内乱外患的纷挠，对大堤仍十分重视，能够保证一定的疏修，维护着大堤的规模，保障着人民的生活生产。

民国时期，于1912年4月在沙市设立万城堤工总局，对大堤进行了一些修补工作，但大多工程较小。到民国七年，将其改称为荆江堤工局，却又因划分民堤官堤而产生了许多弊端，造成了堤防管理的混乱。但荆江大堤的修防，确也有自身的难度，不仅受到时事、政策与管理等因素的影响，现可举一例说明。据《荆江大堤简史》记载民国时期：

堤面宽度最宽者仅万城、李家埠两段，共二公里达到十二米，最狭如郝穴堤有一段不到三米，其余都在三至五米的宽度，因此整个荆江大堤上下形态极为复杂，标准极不一致。[149]

堤面宽度的上下不协调，仅仅是在堤工方面的一个难题，同时还将遇到的有诸如堤基渗漏、堤防隐患等问题。这些难题本就极为棘手，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通过各方面的协调一致，才能毕其功于一役。倘若是在乱世，人事和制度不断变迁，而管理没有一恒久的措施，就极易陷于停顿的地步，甚至既有的也不能够保证，而造成堤防的破败失修。此后的日军占领时期，很明显地走上了这一道路：统治者居心叵测，没有长久的打算，只为一时的掠夺，将侵略作为首要的目的，将战争获胜作为第一要义，因而沿堤到处修筑军事工程，以致堤身挖得千疮百孔，遗患无穷。日军投降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对大堤进行了一些加固培厚、隐患清理和填筑等。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至三十七年（1948年）又以所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面粉补助，采用“以工代赈”的形式来修堤，修筑土方计有约40万立方米。抗战以来民国陆陆续续对荆江大堤进行的培修，终于使堤防破败的景象得到了一定改观，这里面有着政府的努力，更多的则是当地人民的自觉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