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荆州地方的官学与私学

明代荆州地区的教育属于明代地方教育系统的范畴，是这一大环境的缩影。想要了解明代荆州地方教育的概况，就必须对明代地方教育及湖北地方教育的相关体系有所把握。

明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朱元璋下诏：

朕闻成周之制，取材于贡士，故贤者在职，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风淳俗美，国易为治，而教化彰显。及宋科举取士，各有定制，然俱贵词章之学，未求六艺之全。至于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之官或纳奔竟之人，辛勤岁月，辄窃士禄，所得奖品或居士人之上；怀才抱德之贤，耻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起，风俗之敝，一至于此。而朕统一中国，外赴四夷，与斯共享升平之治，所虑官非其人，有伤吾民，愿得君子而用之。[112]

科举制自隋唐之世兴起以来，逐渐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而在蒙元一代，科举制度虽然存在，但较之前代则黯然失色。明太祖开国，为革除前代之弊，下诏大兴科举。与此同时，官学随之而兴盛起来。《明史·选举志》载：“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不可不由科举”，在这一时期官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全国各府、州、县、卫所都建有官学，教官达四千二百多人，学生更是不计其数。史称：“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113]在此大背景之下，荆州的官学也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www.xing528.com)

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以后，官学的发展受到了阻碍。成化二年（1466年），时任礼部尚书姚夔曾言：“太学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岁生员，及纳草纳马者动以万计，不胜其滥。且使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陋。”[114]朝廷政治上日益腐败，凭科举入仕已不再是唯一的途径。科举制对于士人的吸引力相对而言有所下降，与之紧密联系的官学自然随之而衰落。另外，官学自身规模的限制，使得地方官学的发展无法满足地方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明代对于官学的生员数额有固定的规定，湖北府学为廪膳、增广各40人，州学为廪膳、增广各30人，县学为廪膳、增广各29人，明代湖北所辖的8府61个州县，共计招收名额为1460名左右。[115]这一数据显然无法满足大众的求学愿望的。

明代中后期以后，官学逐渐衰落。但是，维持地方基础教育的私学却十分兴旺发达。这些私学包括地方的社学、义学、私塾等，主要承担启蒙至中等教育程度的任务。私学与官学并非完全割裂开的，这两种教育体系存在一定的联系。在社学、义学、私塾学习的学生如果要想进一步深造或参加科举，按规定就必须进入官学学习。因此，社学与官学之间直接构成了上下级的网络关系。比如社学子弟学习成绩优秀者，可以升补府、州、县学的生员；相反，对于府、州、县学的生员，如果考核名列末等，则有可能被遣发社学。[116]由于官学的腐败衰落，及其规模的自身限制，而使得这一教育系统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而同时地方基础教育逐渐发达，私学的生童想进一步深造，那么一些官员和士绅捐资创建的书院则成为最好的选择。书院教育在明代则逐渐发展兴盛起来，取代官学而成为中等教育的主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