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文化简史：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盛衰

明中期，沙市凭借水陆交通的地理优势进行贩卖贸易，又利用本地的经济优势，形成功能、种类更加多元的商品贸易格局。

首先，沙市处于长江水运要道，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蜀地经济的恢复，沙市中转贸易功能更为突出，与外地直接贸易加强。“万舫栉比，百货灯聚，实九省冲要区也。”[102]来往货船，络绎不绝，于时沙市沿江地带，商肆店铺林立。明末清初刘献廷描述道：“荆州沙市，明末极盛。列巷九十九条，每一行占一巷。舟车辐辏，繁盛甲宇内。即今之京师、姑苏皆不及也。”[103]虽多有夸词，但能表现出当日沙市之繁华。仅凭濒临长江，利通商旅，虽为一镇，也较荆州府江陵发达。“沙市与草市皆江陵市之最大者，就中沙市尤为繁盛”。[104]依托素有“湖广熟，天下足”[105]美称的江汉平原，大量农产品聚集于沙市，商品农业迅速发展。因此，沙市也有米市之称。同时促使手工业作坊、娱乐场所等相继繁荣。

其次，商品经济的繁盛，带来的是市场范围的扩大。沙市作为明中后期典型的市镇得以形成。明以前，沙市主要贸易场所，不过沿江堤一带。但至此，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万城堤连成整体，沙市镇向北、向内陆扩展，城市不断延伸。城市空间的扩大，意味着货物吞吐能力的提升，传统的铺户贸易得以升级。当时充斥沙市市场的商品物资丰富，有四川的楠梓木材，江淮的食盐，湖湘的粮食，滇黔的铅铜矿产以及本地的丝绸、布匹等，沙市具备大宗商品的储存和运输能力。成化七年，政府设水部抽分于沙津上游，专抽竹木为造船之费[106]，大型运输船得以大量建设。明末，各地战争不断，政府财政拮据。“荆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言：‘荆州上接黔、蜀，下联江、广，商贩铜铅毕集，一年可以四铸。四铸之息，两倍于南，三倍于北。’因陈便宜行事。”[107]由此可见沙市铅铜贸易之盛，所占地位之重要。(www.xing528.com)

城市人口增加，市井文化得到发展。商业的发展促使人口的大量集聚，从而又进一步加快城市的扩张。据陆游《入蜀记》载，南宋沙市人口一万多，且多为外地人。而发展到明中后期，人口更是不止此数。公安袁宏道在《端午节看龙舟》诗中描述道：“倾城出观巷陌隘，红霞如锦汉成河。诸宫自昔称繁盛，二十一万肩相磨。”[108]在另一首诗中道：“云连蜀道三千里，柳拂江堤十万家。”[109]这两个数字不免夸张，但形象地展示了沙市人口密集的景象。人口的陡增与农业商品化有很大联系。特别是，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农民与市场联系得更紧密，农产品兑换白银以缴纳赋税，而剩余部分银两则用于购买其他生活用品。有些则经营经济作物，随着棉花的普及，棉纺手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农业的分离。再有则弃农从商，售卖田地，入市经商，以摆脱贫苦处境。当时，“舟船夜貰千门酒”，富商大贾在这些楼堂馆所里“百钱一买醉、千钱一买宿”。夜生活丰富，纸醉金迷，娱乐产业发展。袁宏道谈他少年时经过沙市，曾见“嚣尘如沸，诸商大贾鲜衣怒马，来往平康间，金钱如坵，绨锦如苇”[110]，展现出沙市商人挥金如土的豪气，同时也体现了商人们雄厚的商业资本。教育事业大发展也表现出城市商业的发展。有明一代，沙市馆塾纷纷成立，培育了大批文士，有籍可考的举人、进士就有14名，而诸如生员、秀才更不计其数。如此，促进社会尚教化之风尚，也推动市井文化的发展。

此繁盛之景象并未持续很久，万历年间，为解朝廷燃眉之急，各地强征暴敛，税监横行。其中税监陈奉在沙市重收税款，鞭笞官民，剽劫商旅，招致沙市数千商民愤恨驱赶。沙市经万历时税监的骚扰，商业渐渐中落，“不数年中，居民耗损，市肆寂寥。居者转而南亩，商者化为游客，鬻房典仆之家，十室而九。”[111]商旅离沙，富户衰落，市民纷纷回归田亩，商业一片消沉。令人欣慰之事，即崇祯二年（1629年），沙市和草市居民数千人到荆州府请罢门摊捐，政府被迫妥协。商人市民团体虽取得短暂胜利，却不得不受时局之左右。明末几年，沙市兵燹迭加，政权更动，经济破坏严重。崇祯九年到十七年（1636—1644），李自成、张献忠先后三次攻占沙市。在此期间，还有惠王朱常润自江陵逃往湘潭，偏沅巡抚陈睿谟劫掠沙市等，使得沙市商贸街市压缩到仅存依堤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