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文化简史：公安派文学主张与创作

（一）反对因袭，力主创新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由袁宗道开路，袁宏道实为中坚，袁中道奠后。他们继唐宋古文运动之后，又掀起一场文学革新运动的高潮。其成就不仅是文学成果，也是思想成果，对此后几百年的历史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他们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猛烈抨击前后七子字摹句拟、食古不化的倾向，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

袁宗道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69]，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70]，“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71]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72]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73]要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袁宏道指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法不相沿”，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厚古薄今的口号，而强调“各极其变”。他还提出具体的实践办法，认为反对摹古的武器之一就是要讲究文学作品的真情实感，即一切作品都要“从真情实境中流出”；他重视独创，在同代诗人中鄙薄前后七子，推崇徐渭，因徐渭的诗能够“尽翻窠臼，自出手眼”。[74]

（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袒露，即直抒胸臆，不事雕琢，接近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75]，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76]，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77]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78]，就能实现文学革新的目标。

袁宏道《叙小修诗》以远见卓识表现了他对小修诗独到的理解与阐释，同时又可视为公安派的宣言。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复，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

三袁的文学主张及其清新流畅的作品，对当时文坛及后代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特别是宏道的山水游记，自成一格，堪称大家。如《满井游记》写道：(www.xing528.com)

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作为公安派核心理论的“性灵说”，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融合了鲜明的时代主题，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承，和理学壁垒分明。“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天然欲望，还特别强调张扬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

（三）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

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曲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认为当时村童农妇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79]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当时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袁宏道《锦帆集》卷四有致董其昌一信，略云：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这是袁宏道喜欢和重视通俗文学的实例。近世研究《金瓶梅》的学者多援引此信，并作为考察这部小说成书年代之重要依据。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厥功至伟。“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80]，其游记、尺牍、小品也极具特色，或清新俊逸，或活泼风趣，各擅其长，各臻其妙。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遁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风景，缺乏深广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81]因此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