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细审明辨，任人唯贤
杨溥选拔人才不论门第，不分亲疏，不拘资格，不徇私情，也不受舆论左右。关于杨溥选贤任能、唯才是举，有两则史料足以证明。明焦竑辑《国朝献徵录》载：
杨文定公溥执政时，其子自家来省。至京邸，公问曰：“一路守令闻孰贤？”
其子曰：“儿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贤。”
曰：“云何？”
曰：“待儿苟简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识之，即升德安知府。甚有惠政，民至今颂之。再擢为贵州左布政使。或劝理当致书谢，理曰：“宰相为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谢为？”
竟不致一书。逮后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谢知已云。[30]
这说明杨溥善观民风，慎思明辨，能够冲破亲情与私利的障碍，细心地发现，对于怠慢其子的范理，出乎意料地破格提拔。而范理刚廉正直，不为所动。杨溥又根据他的政绩，再次破格提拔。明代郑瑄《昨非庵日纂》载：
国朝刘公仁宅，乃大夏公之父，令瑞昌，与高安令严某同入觐。时杨溥当国，与刘、严皆邻邑，遗一价往瞰。
价还白曰：“严富贵，雅称官也。刘稿席布被，瓦盆煤灶，犹然穷人耳。”
公心识之。严卖刘，特先见，贽以金币，公麾之。刘嗣见，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纳，寻擢为御史。方刘为御史时，六七人共一马，更迭出入，降岁享同僚，一枯鱼而已。
后杨公展墓还朝，便道造刘，问其子大夏曰：“父在否？”
曰：“在道中。”
“母安在？”
曰：“适邻家磨面。”(www.xing528.com)
乃视家中，诣寝室，见床上唯蒲席布被，喜曰：“可称御史矣！”[31]
后来，杨溥曾为刘仁宅作族谱序文，并结为亲家。杨士奇和杨荣先后因对自己和亲属要求不严被人揭发腐败问题。“二杨”都是晚节不保，盖世英名，毁于一旦。杨溥则谨小慎微，严以律己，故能独善其身，备极哀荣。
（二）调羹酿醴，谦恭淳谨
《明英宗睿皇帝实录》称：
溥在内阁，与士奇、荣皆杨姓，时号“三杨”。三人者各有所长，士奇有学行，荣有才识，溥有雅操，天下引领望焉。溥尤谦恭小心，趋朝循墙而走。儒之淳谨者也。[32]
“雅操”指高尚的操守，杨溥的为人处世特点是谦逊恭谨，与人为善，也许是因为在仕途上长期受挫的缘故，杨溥与“二杨”在性格处事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他在为人处世上十分低调，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作为内阁重臣，这种小心谨慎的举止，又给人一种老成稳重的感觉，更何况杨溥本人在律己方面又确实足以矜式百官。这一切都决定了杨溥在明前期政治中的地位。
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在乐安（今山东广饶东北）起兵谋反，宣宗率兵亲征，高煦被俘。这时兵部侍郎陈山建议乘胜追击，捉拿同党赵王高燧。杨荣赞同，杨士奇反对，双方争论十分激烈。其他内阁大臣都站在杨荣一边，只有刚刚进入内阁的杨溥支持杨士奇。最后，宣宗终于听从了杨士奇和杨溥的建议。
《明史·杨溥传》载：“诸大臣议事争可否，或至违言。溥平心处之，诸大臣皆叹服。”这说明杨溥善于以柔克刚，以正制邪，能够正确地调和处理内部矛盾。明郑晓的《吾学编》赞美他“调羹酿醴”，像厨师一样善于调和鼎鼐，即善于发现并整合大家的优势，发挥最大的效益。
（三）不徇私情，以身作则
杨溥有五子，其中四个儿子先后夭折，仅剩下一子杨旦，据石首《南杨族谱》载“旦字方升，宣德中任大理寺少卿”。杨溥升任少保后，裁减冗员，命儿子杨旦回家务农。并作《遣子还里》诗：
拂拂西风吹绣鞍，送儿归去自心宽。菜根有味休嫌淡，茅屋无书可借观。朝夕旨甘勤养母，夏秋租税早输官。归家若问居官事，做到双台彻底寒。[33]
《南杨族谱》载有杨溥的《十嘱》《十训》，至今仍然被杨氏后人奉为立身处世的圭臬。
1993年，湖北省和荆州市两级考古人员对石首市高陵岗村杨溥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墓葬中的杨溥除随身衣物外，仅佩带了一个绣袋，里面装着六颗牙齿。作为朝廷的二品大员，他的随葬品如此简陋，也可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的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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