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滋县学：宋代文化瑰宝

县学是地方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为州级学校培养、选拔人才之作用。宋代三次兴学运动即含建立或普及县学的内容。如庆历四年（1044年）诏令地方凡“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至崇宁元年（1102年），则取消建学人数要求，令“天下诸县皆置学”，并对师资员额及薪资来源作出规定。凡此，显示出宋代从制度层面建立并完善地方教育体系的努力，以期满足科举取士对人才培养的制度化要求。

上倡下和，全国各地纷纷掀起兴办县学的浪潮。荆州辖县亦不例外。光绪《荆州府志》、民国《湖北通志》等对县学所处位置及兴毁情况有简略记载，整理如下：

江陵县学：在县治南，地处江陵城东南沙市。江陵人重教尚学之风始自江陵知府张栻的大力倡导，“自宋张敬夫为帅，讲道平政以辑和其民。江陵之人始欣欣向学。”[80]张栻任职为1178年至1180年，故江陵县学之建当不晚于此。元代县学获重修，胡希圣为撰《中兴路重修江陵县儒学记》。

公安县学：在县治南，濒临长江。宋建，元末毁。

石首县学：在楚望山麓。元祐（1086—1093）年间搬迁他处。元代位于县城西门内，明洪武初因元故址重建。

监利县学：在县治东，宋建。端平三年（1236年）毁，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复建，泰定三年（1326年）修，至正六年（1346年）重修。

松滋县学：在县治东，宋建。崇宁五年（1106年），知县滕琛重修。元迁学宫于县西，寻毁。

由上可知，今荆州所辖县在宋代均已建县学，尽管具体年代不详。江陵、监利等县学在元代的重修、重建，是元代荆州官学于承平年代努力恢复的一个缩影。官学的恢复与发展，离不开地方官员对教育的重视。光绪《荆州府志》对此多有记载：如元公安县令张元恺“崇尚风教”；元大德年间石首县令萨德弥实“建学造士”；元监利教谕文应祥，针对学校废坏现象，率先倡导兴学为理政当务之急；元监利县令李侯“协力赞成”重修县学大成殿，孔思明为撰《重修监利县大成殿记》。可见，荆州各辖县官员都对恢复、发展教育给予高度重视。公安、石首等县学于元末遭毁，松滋县学于元代迁徙、遭毁，当与元末该地战乱或元代江水肆虐成灾有关。

以上诸县学中，办得最有声色、影响最大的当推宋代松滋县学。这首先归功于该县官员对教育的持续重视。如宋代邹君、滕琛、余彦广等多任松滋县令均积极响应国家兴学号召，先后重修县学。(www.xing528.com)

其次，与名人作记及其传播密不可分。北宋著名教育家、“宋初三先生”之首——胡瑗（993—1059）与南宋著名教育家、理学大师——张栻（1133—1180）均为当地撰写过学记。如胡瑗应松滋县诸生之请，撰《重修松滋县学记》一文。胡先生首先开宗明义，提出学校教育对于作育人材，进而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意义：“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宏教化而教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81]继叙夏商周三代以降的学风演变，肯赞北宋“大道之文炳然，与三代同风”的文教盛况。末述县令邹君响应朝廷兴学诏令、重修学宫的举措。

时任岳麓书院主讲的张栻则应余县令之请，于淳熙元年（1174年）正月撰成《江陵府松滋县学记》。张先生首先记述松滋滕、余两任县令相继修建学宫、蓄力而为达四年的感人事迹，肯定他们兴学重教的远见卓识。继对《孟子》明人伦、重孝悌的教育思想给予理学阐释，最后点明兴学之举不只令士子们受益，亦能通过他们影响当地民风，利于建立淳厚风俗，“士之从事于此，则夫风声气俗之所及，闾里小民亦将视效而知劝，畏威而寡罪，以乐趋于淳厚之习。”[82]毋庸置疑，上述名家名记扩大了松滋县学在全国的影响力，提升其知名度。

荆州县学的广泛建立、恢复与发展，不仅为府学提供稳定、充足生源，助推府学的兴盛，而且也为国家培养不少栋梁之材。据光绪《荆州府志》、康熙《湖广通志》记载，江陵县：在宋代培养出夏侯嘉正、崔遵度两位进士，前者官至右正言，为著名文学家；后者官至判司农寺，为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二人在《宋史》中皆有传。

公安县：在宋代曾荐辟王邦直，官至侍郎；在元代培养出进士普元礼，官至参知政事。

松滋县：在元代荐辟过傅璘、傅文鼎，分别官至知府、榷茶提举。

石首县：在宋元时期人才辈出，宋代就涌现出徐旦、张嘉猷等进士，分别官至刺史、学士；元代不仅培养出进士萧明，官至御史，而且还荐辟了李世英、成有端、裴兴邦、吴伯玉等众多人才，其中，李世英、吴伯玉分别官至廉访使、中书省参政。

此外，荆州县学的广泛建立、恢复与发展，也有助化民成俗，渐使当地养成尊师重教、明礼守法等良风善俗。《礼记·学记》曾言：“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史载宋元时期的“荆民质直好义”“多好学”[83]，这不能不归功于荆州各县学校教育的普及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