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文化简史：府学的典范地位

官学是由官方建立并实施，旨在培养、选拔政府官员的教育机构，分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两类。宋代地方官学又分州（府、军、监等）学与县学两级。在“崇文抑武”国策推动下，宋朝极重学校教育。尤其是庆历、熙宁元丰及崇宁年间掀起的三次兴学运动，不仅令中央官学快速发展，亦使地方官学如雨后春笋般普遍建立并发展。

史载：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诏藩镇立学；庆历四年（1044年）令诸路军州皆立学。在此背景下，州（府、军、监等）学纷纷建立。州级学校一般建有夫子庙、讲堂、斋舍、稽古阁、庖厨、浴堂、仓库等建筑，以满足祭祀、教学、藏书、食宿等教育、生活需要。州级学校的招生规模，国家虽作规定，但实际上多多益善，如荆州府学“生徒来学，不限多寡。”[63]地方官学的经费主要来自朝廷所赐学田，亦有来自地方官员、富民义士等的捐助。

学需有师，州级学校的教官为教授，负有教导、考核、督察诸生之责。教授初由地方长官选任，后为公平起见并确保师资质量，于熙宁六年（1073年）改由朝廷选差，两年后定为考试选拔。元丰元年（1078年）遴选出53名教授，分派全国各路“大郡”任职，其中，“荆湖北路江陵府一员。”[64]

北宋荆州府学因胡安国、杨时等名师相继莅荆执教、精心管理，教育质量显著提升。慕名来学者络绎不绝，学生总数在徽宗大观年间多达七百人。此一办学规模不仅在荆湖路遥遥领先，亦在全国名列前茅，堪称州级学校典范。下面略述胡、杨两位名师生平及其在荆教育活动：

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建宁府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宋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湖湘学派奠基人。少承庭训，胸怀远志，读书专心。绍圣四年（1097年）进士及第，授江陵府观察推官。旋赴荆门纳室，途径荆州，“帅臣监司一见，合章奏乞除府学教授，报可。”[65]时值荆南府学“颓废”之际，十余名职工肆无忌惮地侵占学生廪米。安国义愤填膺，多次晓之以理，但他们怙恶不悛，安国“乃按其蠹弊事，尽屏之”，将他们全部解聘。安国激浊扬清之举，令府学声名远播，“于是远近父兄喜遣子弟来”，生源剧增。

安国任职期间，以身作则，“正身律物，非休沐（指休假）者不出”[66]，恪尽职守。他一方面积极修缮房舍，另方面立纪定规，整肃校风、学风。教学内容上，注重儒经义理与品德教育，“凡所训说，务明忠孝大端，不贵文艺”[67]。因政绩突出，安国任满后升任太学录，督导中央官学。旋迁太学博士，执教全国最高学府。

杨时（1053—1135），字中立，南剑将乐（今福建南平）人，北宋理学家、程门四大高弟之一、著名教育家。自幼颖异，善作文章，后潜心经史。熙宁九年（1076年），中进士第。因敬慕程颢、程颐兄弟学问，他弃官游学，先后拜二人为师。学成南归时，颢目送并赞叹：“吾道南矣！”元祐八年（1093年），因与游酢赴洛阳见颐，恰逢颐瞑坐静修，他们在一旁“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68]，遂留下广为传颂的“程门立雪”故事。

图9-5　杨时画像

来荆前，杨时曾任浏阳知县，“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因受谏官张舜民举荐，于崇宁元年（1102年）除荆南府教授，当年十二月到任。在荆四年，杨时安心传道、授业、解惑，“未尝求闻达”[69]。其《荆州书怀》《荆州偶作》《直舍书事》《直舍大风书事》等诗，真实地抒发了作者潜心教育、恬淡自适的志趣、心境。其荆州教学内容，至今仍存一部分，四库本《龟山集》卷十收录甲申（1104年）四月至乙酉（1105年）十一月间弟子所记语录——《荆州所闻》。教学之余，杨时撰有《书义序》《论语义序》《孟子义序》等理学论文。

由上可知，胡、杨二教授均出身进士，他们学识渊博，且忠于职守。正是他们的精心管理、潜心执教，极大地提升荆州官学的教育质量，俾荆州府学声名远播，“远近父兄喜遣子弟来”即可证。史载荆州府学在“宋大观（1107—1110）中，养士至七百人”[70]。这一规模仅次于建州州学（1328人）、开封府学（1158人）[71]，居全国第三。学生们纷至沓来求学，自与胡安国、杨时等名儒相继执教荆州密不可分，名师效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www.xing528.com)

江陵府学因其师优、生多，故“学校之盛甲于荆湖”[72]。发达的官学教育进而带动当地重教、“好学”之风的养成。有鉴于此，当代教育史家也认为，“在湖北诸地方学校中，综合绩效较好的，要数江陵府学”[73]。

降至南宋，湖北地区成为南宋抵御北方金、蒙元政权的中部防区。因受战争、盗匪等影响，荆襄地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教上均较北宋时有很大衰退，襄阳尤甚。荆州人才流失亦较严重，官学不可避免地由盛转衰。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对此深有洞察，他感叹说：荆襄之地“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74]为避战乱与盗匪，荆襄地区人口大量迁出，经济与文教自受极大影响，以致出现上述“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的萧条、落寞景象。

尽管如此，鉴于荆州“居吴蜀之会，屹形势之相关；控襄沔之冲，渺规摹之甚远”[75]的重要战略地位，努力振兴该地经济与文教，进而为荆州、襄阳等军事重镇提供物质保障、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最终确保以荆襄为核心的中部边防安全，依然成为南宋朝廷及当地官员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问题。就教育而言，被朝廷委派至荆的府学教授不乏名师硕儒，如洪泽、刘愚、程元凤、周应合等，略述如下：

洪泽，生卒不详，字元滂，怀安（今福建福州）人。绍兴十五年（1145年）乡试第一，官至荆南府教授。南宋福州名志《淳熙三山志》有载，但略如上述。

刘愚（1133—1215），字必明，衢州龙游（今浙江龙游）人，南宋著名隐士。《宋史·隐逸传》有载。自幼“警敏力学”，二十岁入太学，声名鹊起，深受侍御史柴瑾、祭酒颜师鲁、博士林光朝等人器重。淳熙十三年（1186年），以“上舍第一”的出众品学，调任江陵府教授。在荆三年，愚恪尽职守，早晚为诸生讲说儒家经义。因讲解透彻，“能自浅入深，荆人闻者，欣朗开达”[76]，颇受启发。在荆将校亦慕名往听，去前必易服装，以示敬重。每当同僚来听，他更显“谦下”。常与叶适、项安世等知名学友讨论学术，不知疲倦，“每以隐居学道为乐”[77]。三年任满，他谢绝知府王蔺挽留，毅然隐退。史载其对《尚书》《论语》《孟子》《礼》等儒经皆有注解。

程元凤（1199—1268），字申甫，一字瑞甫，徽州歙县（今安徽歙县）人，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天资颖悟，精通诗词。绍定二年（1229年）尚书省试第二。五月，赐对集英殿。主司惮其直，由一甲之榜眼抑置三甲，授江陵府学教授。上任不久，奉命主持鄂州科考。期间，他经历了离席迎接同僚，席上屋顶随即倒塌的惊险一幕。鄂州知府因其幸免于难，预言他日后必有大成。果不其然，三年任满，他因建功边防获授文林郎。后累迁至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右丞相兼枢密使，对备边、国本、人才、吏治、财计等国家大政，论其得失，规正甚多。著有《讷斋文集》。

周应合（1213—1280），原名弥垢，字淳叟，隆兴府武宁（今江西武宁）人，南宋著名方志学家。幼习诗书，绍定四年（1231年）科考不中。遂奋发图强，“学《春秋》经，结庐深密，探索幽微”，从学者“甚众”。淳祐十年（1250年）中进士，理宗为之更名应合。三年后赴江陵府任教授。在荆期间，他修成一部荆州名志——《江陵志》。该志创立图、辨、表、志、传、拾遗等六种体裁相配合的史志体，此一体例为后世方志编撰树立典范——应合的另一名志《景定建康志》几乎全袭之，惟增一“录”体。知府马光祖对斯志十分推重，赞其“图、辨、表、志，粲然有伦”[78]。惜志已佚，详情莫考。应合后随马氏转仕建康，任江南东路安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明道书院山长，并助马氏迅速纂成一部垂范后世、至今仍存的南京名志——五十卷《景定建康志》。

上述名师硕儒的莅荆执教，虽无法根本扭转南宋荆州文教整体衰落之势，但却为振兴荆州教育与文化做出重要贡献。南宋荆州府学仍培养出项安世、刘鼎孙两位进士。项安世官至校书郎，刘鼎孙官至翰林学士，二人在《宋史》中皆有传。前者于学界崭露头角，后者在国破之际举家殉国。其中，尤以刘鼎孙的忠贞气节感人至深。《宋史·忠义传》载其于南宋末年护送赵昰、赵昺二王至崖山，当海战失败、丞相陆秀夫背负王赴海自尽时，他亦选择以家殉国，“驱家属并辎重沉海”，结果，“不死被执，搒掠无完肤，一夕得脱，卒蹈海。”[79]鼎孙的忠义之举，当与其早年所学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学教育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