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早年与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故世人有“元白”之称,诗作号为“元和体”。
元稹于元和四年(808年)二月,被授予监察御史,次月充剑南东川详复使,调查泸州监官任敬仲,并弹劾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等“擅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等庄宅奴婢”及“于税外加征钱、米及草等”(元稹《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剑南东川详复使言》)。白居易《元稹志》中称当时的元稹“名动三川,三川之人慕之,其后多以公姓字名其子”。但元稹由此得罪了被弹劾者及其同类。其《文稿自叙》中说:“予自东川还,朋(严)砺者潜切齿矣。”其后元稹被排挤出京,分务东台。[37]在洛阳,元稹仍然一如既往处理不法,元和五年(809年)四月,因得罪朝廷权贵与宦官,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
图6-6 元稹像
和历史上大多数贬谪诗人一样,政治上的不幸成就了元稹诗歌上的辉煌。从元和五年到元和九年被贬江陵期间,是他诗歌创作的一大转折点,整体风貌趋于成熟。正如白居易所言,元稹在江陵诗“凡五六千言,言有为,章有旨”(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并序》),在艺术表现方面呈现出新的风貌。
元稹初至江陵,心情颇为郁愤,正可谓“酣歌离岘顶,负气入江陵”(《纪怀赠李六户曹崔二十四功曹五十韵》)。但他坚信自己的选择,于是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坚定地表白政治信念:“誓欲通愚謇,生憎效喔咿。佞存真妾妇,谏死是男儿。便殿承偏召,权臣惧挠私。庙堂虽稷契,城社有狐狸。似锦言应巧,如弦数易欺。敢嗟身暂黜,所恨政无毗。……壮志诚难夺,良辰岂复追。”正是这种经世济民,勇于奉献的思想,加上坚定不移,正道直行的意志,构成了他积极乐观的创作张力。如《放言五首》即为当时代表作。所谓“放言”,即放诞之言,放肆之言,即突破束缚,渴望精神的自由、渴望生命的探险与自由意志的伸展的表现。如其一曰:“眼前仇敌都休问,身外功名一任他。死是等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诗中将我行我素、积极乐观的精神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故白居易《放言五首并序》说:“元九在江陵时,有《放言》长句诗五首,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38]这是元稹此前不曾有过的充分展现精神个性的作品,故白居易“甚觉有味”。
元稹从北方来到南方,在对以江陵为核心的荆楚地区民生民俗有了充分的体验与感受之后,写下了许多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作,如《赛神》:“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批判了赛神这一风俗的愚昧和迷信;《竞舟》:“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对楚地赛神、竞舟耽误农时,影响人民日常生活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其写于石首县的《竹部》一诗,反映民生疾苦,颇为感人:
竹部竹山近,岁伐竹山竹。伐竹岁亦深,深林隔深谷。
朝朝冰雪行,夜夜豺狼宿。科首霜断蓬,枯形烧余木。
一束十余茎,千钱百余束。得钱盈千百,得粟盈斗斛。
归来不买食,父子分半菽。持此欲何为?官家岁输促。
我来荆门掾,寓食公堂肉。岂惟遍妻孥,亦以及僮仆。
分尔有限资,饱我无端腹。愧尔不复言,尔生何太蹙。
诗中将自己的官吏生活与竹民的辛苦劳作对照起来写,表达出对民生疾苦的真诚同情,实属难能可贵。
被贬江陵的前一年元和四年七月九日(韩愈《韦丛志》),元稹妻子韦丛卒于长安,所以在江陵时期,元稹写了一些情文并佳悼亡诗,如《江陵三梦》《六年春遣怀八首》《遣悲怀三首》等。这些作品情真意切,是感动历代读者的悼亡佳作。如《江陵三梦》其一曰:“今夕亦何夕,梦君相见时。依稀旧妆服,晻淡昔容仪。不道间生死,但言将别离。”语言自然平淡却感人肺腑。据元稹《祭亡妻韦氏文》中说,韦氏出身于高门,为京兆尹韦夏卿之女,“逮归于我,始知贫贱,食亦不饱,衣亦不温。然而不悔于色,不戚于言。他人为我拙,夫人以我为尊。置生涯于濩落,夫人以为我适道,捐昼夜于朋宴,夫人以为我狎贤,隐于幸中之言。呜呼,成我者朋友,恕我者夫人。有夫如此,其感也。”由此可知元稹与夫人韦氏两人患难夫妻,感情甚笃,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说:“凡微之之关于韦氏悼亡之诗,皆只述其安贫治家之事,而不旁涉其他。专较贫贱夫妻实写,而无溢美之词,所以情文并佳,遂成千古名著。”[39]再如《遣悲怀三首》其一: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www.xing528.com)
诗中追忆妻子生前以及在艰苦处境中他们夫妻二人的生活细节,并抒写自己的抱憾之情。以东晋宰相谢安最宠爱的侄女谢道韫借指韦氏,以战国时齐国的贫士黔娄自喻,其中含有对方屈身下嫁之意。既写出了婚后的艰难处境,又描绘出韦氏的贤淑形象,诗句中浸透着诗人对妻子的无限赞叹与深切怀念。虽然语出平和,但诗人内心的凄苦之情极其感人。
元稹被贬江陵,使他的诗歌开阔了创作视野,丰富了题材内容,在艺术表现方面呈现出了新的风貌。
一是此时他创作了不少骚体诗。江陵作为荆楚文化的中心区域,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又地处江汉平原的水乡泽国,古人早有“江山之助”“地灵人杰”之说,元稹身临其境,耳濡目染,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以楚辞为代表的经典文学作品,以想象奇特、感情激昂、色彩瑰丽的艺术特色以及“书楚语、作楚声”的语言特色,使元稹感受甚深,从而使他的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有酒十章》其九:
有酒有酒兮日将落,余光委照在林薄。
阳乌撩乱兮屋上栖,阴怪跳趫兮水中跃。
月争光兮星又繁,烧横空兮焰仍烁。
我可奈何兮时既昏,一杯又进兮聊处廓。
其十:
有酒有酒兮再祝,祝予心兮何欲?
欲天泰而地宁,欲人康而岁熟。
欲凤翥而鹓随兮,欲龙亨而骥逐。
欲日盛而星微兮,欲滋兰而歼毒。
欲人欲而天从,苟天未从兮,我可奈何兮一杯又进聊自足。
这些诗作无论是从奇特瑰丽的想象、激昂感情的表达,还是“兮”字语言形式的运用与抑扬顿挫的音律节奏,都明显带有楚辞的艺术特征。
二是他大量创作长篇排律。南方水乡泽国的氤氲之气,丰饶物产,以及以楚辞为代表的“惊采绝艳”的伟大艺术作品,极大地丰富了诗人的想象力,激发了天才的创作激情,加上他身遭贬谪所产生的生命张力,这一时期元稹的长篇排律作品较多,动辄五十韵,上百韵,铺陈排比的技巧也更加纯熟,极力做到他所言的“属对无差”。《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就是他这一时期长篇排律的代表作。诗中从回忆与白居易的相识开始,叙说少年轻狂、心高气傲的往事与白居易等友人的关系,同时指斥朝廷昏暗,奸佞当道的现实,以及在宦海风波中自己含冤被贬的抑郁苦闷与“壮志诚难夺,良辰岂复追”的人生信念。全诗起承转合,极尽叙事抒情之能事,故《一瓢诗话》说元稹此类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风人之能事也。至于属对精警,使事严切,章法变化,条理井然,其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杜浣花之后不可多得者也”。[40]其他如《梦游春七十韵》《去杭州》《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等亦都属艺术表现手法纯熟的长律作品。
三是此时元稹对次韵诗的创作进行了尝试。所谓次韵是用被和诗歌的原韵原字,且在先后次序上都必须相同。这种次韵诗的创作难度非常大,既要严守原诗之韵,又要自抒怀抱,还要写上数百句,特别考验诗人的艺术功力与才气。赵翼《瓯北诗话》说:“唐人有和韵,尚无次韵,次韵实自元、白始。依次押韵,前后不差,此古所未有也。而且长篇累幅,多至百韵,少亦数十韵,争能斗巧,层出不穷,此又古所未有也。他人和韵,不过一二首,元、白则多至三十六卷,凡一千余篇,此又古所未有也。以此另成一格,推倒一世,自不能不传。盖元、白觑此一体,为历代所无,可以此出奇,自量才力,又为之有余,故一往一来,彼此角胜,遂以擅场。”[41]从元、白之间艺术角逐的结果来看,白居易服膺于元稹,故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一文就自叹弗如:“大凡依次用韵,韵同而意殊;约体为文,文成而理胜。此足下素所长者,仆何有焉?”[42]而元稹本人也颇为自鸣得意,他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云:“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43]元稹白居易所创作次韵诗是“元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体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技巧,同时也丰富了诗歌的艺术种类,在中国诗歌艺术历史上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从元稹贬谪江陵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生活在逆境中的元稹真实而又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对民生疾苦的高贵同情心,批判现实的锋芒,怀人伤悼的压抑情思,沉浮不定孤立无援的无奈以及对未来的深深忧患,等等,各种情感意绪都呈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之中。这一时期诗歌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也呈现出来,骚体诗、大量长篇排律、次韵诗、杂体诗,包括“小碎诗章”的七绝和五律等等,可谓异彩纷呈,尤其是继杜甫之后创作大量长篇排律诗、首创次韵诗,对中国诗歌艺术史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总之,元稹贬谪江陵五年,使他在“闲处无所役用”之时,全身心投入诗歌创作,取得了卓越的诗歌成就,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唐诗坛伟大诗人群体中无可动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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