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炳生平与思想
宗炳(375—443),字少文,南朝宋著名画家、思想家。《宋书》《南史》有传,列入隐逸一类。祖籍南阳浔阳,东晋时祖父宗承在南郡任官,举家迁江陵。父亲曾任湘乡令,母亲师氏“聪辨有学义,教诸子”。宗炳从小受到家庭熏陶,学识丰富,却不愿做官。入南北朝,曾学画于陆探微,作画进献宋武帝。朝廷多次征召,不愿就职,安于放浪形骸的隐居安逸生活。约28岁时,不远千里赴庐山,与僧人慧远一起研究佛学。五个月后,任南平太守的哥哥宗臧逼他下山,在家乡为其建宅,遂返回江陵。
宗炳“好山水,爱远游”,所居江陵之地,西有巫山、荆山,南有石门、洞庭、衡山,东有庐山,北有嵩山,这种地理环境使他有机会游览了许多名山大川。后年老体衰,才复回江陵。他曾慨叹:“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37],于是他将所游历过的山水描绘成图,挂在墙上,终日观赏,权充步游。
宗炳在中国思想史上亦占有一定地位,是著名的“神形分殊”论者,写了许多论证理义的文章,《隋书·经籍志》载有其著作十六卷。遗憾的是,《全宋文》中仅存《明佛论》《答何衡阳书》《又答何衡阳书》《寄雷次宗书》等七篇。
(二)宗炳与山水画
汉朝绘画不发达,只知毛延寿一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开始走出宫廷,走出帝王将相、忠臣烈女、孝子贤孙的圈子,实现了美术史上的重大突破。这个时代,名画家辈出,也产生了绘画理论家,他们不再是宦官治下人格被侮辱的宫廷画工;山水画随着江南的开发、山水诗的繁荣而出现;花鸟画随着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江南美景的显现而诞生;人物画不再限于想象中的圣贤孝子,而是现实人物的写照。美学被运用到了绘画中,绘画成了真正的艺术。
东晋以后,绘画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物画、山水画、花鸟众体皆备,绘画理论、品评次弟产生,绘画艺术日趋成熟。宗炳在此基础上,更将山水画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宗炳还江陵后,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遍游荆、衡山水的绘画活动在《宋书·本传》、谢赫的《画品》以及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均有记载,只可惜他的山水画却未流传下来。《历代名画记》中所载多为宗炳人物画,有《孔子弟子像》《狮子击象图》《颍川先贤图》《永嘉邑屋图》《秋山图》《周礼图》《惠持师象》等。南朝齐时,画家谢赫将宗炳的山水画列为第六品,称其“迹非准的,意可师效”[38],重意而不重形。唐代画家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中虽也只将宗炳列为中品上,却对其画进行了高度评价,赞其:“宗公高士也,飘然物外情,不可以俗画传其意旨。”[39]
宗炳不仅善于绘画,他在绘画理论上也成就卓著,著述有《狮子击象图序》和《画山水序》等,尤其以《画山水序》[40]最为出名,这是我国最早的山水画理论著作。文中将“道”“理”哲学思想与画法、画技结合起来,阐明了以小观大,“神托于形”等观点。近代画家余绍宋在《书画书录解题》中称:“此篇虽寥寥数百言,而发挥要义至堪宝贵,卧游之趣所由,独有千古也!”[41](www.xing528.com)
《画山水序》中最核心的美学思想有两个:一是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山水画创作之“感”;一是宗炳认为山水画的作用在于“畅神”,强调借画自抒灵性。他把山水看作是独立的审美对象,使其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和价值,摆脱了山水只作为人物绘画背景的局限。“唯感是从”的思维方式是其产生的理论依据,这种思想一方面受到郭象的“独化”哲学的影响。郭象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本身就是它所存在的依据,而对于物象及其意义的把握要依据的方法就是“唯感是从”。郭象哲学的“唯感是从”打开了物象和心灵之间的通道,为美学的发展和山水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出现奠定了哲学基础。另一方面宗炳还更多受到了名僧慧远的“神不灭论”及其佛教美学思想的启发。
宗炳还爱好音乐,《南史》说他“妙善琴书图画,精于言理”。古有乐曲《金石弄》,至东晋桓氏绝,赖宗炳传于世。当他晚年无力再去游山水时,便在家中弹琴作画,他将琴、书视为一体,曾对人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画山水序》中也抒发了他“拂觞鸣琴,披图幽对”的雅怀。
(三)山水画理论的成就
宗炳一生疏离政治,是一位一心从事艺术活动的山水画家,因此他的绘画思想透露出一种不掺杂任何杂质的倾向。中国早期的绘画艺术颇具政治教化功用,绘画的独立审美没有实现,自然掩藏了它该有的艺术价值。而宗炳在《山水画序》中体现出来的以物象为主的审美方法,把人们的眼光集中到艺术绘画本身,只以自己的真实感受去体会绘画的美之所在,其审美愉悦的效果相比传统审美增加了许多主观能动性的成分。
《山水画序》中说:“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人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宗炳非常强调形与神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我观物,以我感物,从形态的直观感受到自我的心领神会,突出了人作为创作主体本身的审美体验。《画山水序》中还说:“圣人含道物”,“圣人以神法道”,“山水以形媚道”等,这种畅神写意的美学追求正是依老庄哲学表现玄远境界的一种思维方式。清静无为,淡泊俗利,追求精神的自由和审美独立不仅仅是宗炳本人生活经历的写照,也同样是他文艺理论的主题思想。
宗炳信仰佛教,并且在晚年潜心于佛事,他的绘画思想因而也深受佛教的影响。作为一个酷爱山水画的绘画艺术家,宗炳经常畅游山水,广泛交接友人,重视自己文化视野的开阔,在吸收佛教文化熏陶的过程中,与慧远相识并接受了慧远的思想,后写有《明佛伦》来阐释慧远的诸多思想。宗炳创造性地把这些思想应用于生活实践和很多问题的思考之中,提出山水画的作用应在于“畅神”,并用“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无端,理入影迹,诚能妙写”来说明其合理性。宗炳整合了慧远的佛教美学思想,使审美活动独立于宗教感性体验,不再作为宣传佛教思想的工具。从这这点出发,宗炳确实在美学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除此之外,他把慧远的“佛影”和“佛性”的关系,应用到“山水”及山水画和“畅神”的关系中,已经不简单的是把山水作为“神明”的外化看待的,而是提升到山水独立存在的意义。他把理性思辨和宗教的神秘体验结合起来,提出了山水画的美学意义,推动了山水画发展。
宗炳“神托于形、唯感是从、尚自然、抒性灵”“畅神”等理论的提出,将绘画由以前的价值层面上升到艺术的本质层面,将绘画艺术自身的审美功能彰显于世,这都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绘画功能的认识,也突出了画家主体自抒胸怀、自写神意的自由特性。宗炳是第一个将山水画和老庄之道联系在一起的山水画家和美学家,这种思想对中国山水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宗炳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山水画的真正开山鼻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