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帝与《金楼子》：荆州文化简史

（一）《金楼子》的内容

梁元帝是历史上一位多才帝王，能诗文，工书法，善绘画，喜藏书，一生著述颇丰。其欲成一家之言的著作《金楼子》是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杂家著作，在梁代影响较大。萧绎因其曾自号“金楼子”，得以名书。

据《南史》《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史书和藏书目录记载，《金楼子》本为十卷十五篇。但现仅存六卷十四篇，即《兴王》《箴戒》《后妃》《终制》《戒子》《聚书》《二南五霸》《说蕃》《立言》《著书》《捷对》《志怪》《杂记》《自序》。

《金楼子》一书内容庞杂，思想杂取儒、释、道，兼及名、法、农、墨诸家，邦国治乱，家庭琐事，无所不记。综而观之，其书主要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历代王侯的评价；自我学术的总结；对小说的搜集整理。

（二）历代王侯的评价

这部分主要集中于《兴王》《箴戒》《后妃》《说蕃》《戒子》《终制》等篇，尤以前四篇为重。据统计[25]，萧绎在《金楼子》中共评人物94人，其中夏商周人物27人，秦汉时期人物31人，魏晋南北朝36人。在人物选取方面，萧绎有着明显的“厚古薄今”思想。这可能与梁朝处于内忧外患以及萧绎自身的野心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对近世君臣的言行和应对给予了较多关注。

在篇章安排顺序上，《兴王》《箴戒》《后妃》基本都是按照时间顺序组织材料，《说蕃》则有所不同。它是将诸侯藩王分类后，再按朝代加以排列。其中大致可分为流芳史册者，如周公、召公；博才好学者，如刘义庆、萧子良；军功卓越者，如刘章、刘非；身败致死者，如刘长、刘旦等；惜其无成者，如司马颖、司马越等；奢华贪婪者，如萧遥光、萧子响等几类。在对诸侯藩王的归纳和总结中，可以看出萧绎非常看重诸侯藩王崇尚节俭、兄弟和睦、标榜文学的品质和行为，这应该同样缘于两晋至梁，尤其南朝时期皇室骨肉相残的现实，以及文学观念的发展。

（三）自我学术的总结

这一部分主要集中于《立言》《聚书》《著书》三篇，总结了萧绎的学术造诣、追求以及成果。萧绎一生钟爱文学，《立言》则主要展现了他的学术理想和人格宣言。篇首云：

余于天下为不贱焉，窃念臧文仲既殁，其立言于世。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常笑淮南之假手，每蚩不韦之托人。由年在志学，躬自修纂，以为一家之言。粤以凡庸，早赐茅社，祚土潇湘，搴帷挟服。早摄神州，晚居外相，文案盈前，书幌未辍，俾夜作书，勤亦至矣。

在萧绎看来，文章是立人根本，能借此不朽，因此他一生创作勤勉。萧绎有着文学家的敏感和鉴赏家的态度，《立言》相当大的篇幅就写到了他对当下文风、文学的看法，以及对文人的要求等。

萧绎酷爱藏书，“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集中”，《聚书》则主要记载了萧绎藏书的规模和来源，我们可从中了解当时书籍的分布情况。《著书》则是作者毕生著作的简明目录，虽然现在大多散佚，但萧氏父子曾经空前的著述规模可窥一斑。

（四）小说的搜集整理

六朝时期志人志怪小说盛行，受其影响，萧绎自己撰写了《丹阳弃传》《仙异传》和《玉韬》，并参与编撰了《研神记》，他在《金楼子》中还收录了不少志人志怪小说，主要体现在《志怪》《捷对》《杂记》三篇。如《志怪》篇就记载了萧绎出任荆州刺史期间所见当地的异闻奇事。

荆州亭斋，盛夏之月无白鸟，余亟寝处于其中，及移余斋，则聚蚊之声如雷，数丈之间，如此之异。

地肺，荆州济江西岸安船处也，洪潦常浮不没，故云地肺也。其中有人焉，居南定县，足骨无节解，身有毛，卧时更相扶，然后能起。

东南有桃都，山山有大桃树，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桃，天鸡即鸣，天下之鸡感之而鸣，树下有两鬼，对树持苇索，取不祥之鬼食之。今人正旦作两桃人，以索中置雄鸡，法乎此也。

这为我们了解荆州古时的地理风俗保留了许多有趣的资料。(https://www.xing528.com)

（五）《金楼子》的思想

《金楼子》一书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萧绎的文学观念和人生理想。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观念的转型时期，也是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文学意识更为明确，文学批评著作也层出不穷。萧绎以文学立身，结合创作实践，在《金楼子》一书中不少地方都谈到了他对文学的评价和理解。如《立言》篇中，萧绎认为“至如文者，惟须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在萧绎看来，文学应该注重情感，注重“吟咏情性”是文学的重要特征。但萧绎随而又论到：“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秪以烦简牍，疲后生。”他同样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功能和“风动教化”功能。

萧绎在《金楼子》一书中还通过对时文的评价来表达他的文学创作观。《立言》篇曰：

潘安仁清绮若是，而评者止称情切，故知为文之难也。曹子建、陆士衡，皆文士也，观其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遗言无失。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遍观文士，略尽知之。至于谢元晖，始见贫小，然而天才命世，过足以补尤。任彦升甲部阙如，才长笔翰，善辑流略，遂有龙门之名，斯亦一时之盛。

对潘岳、曹植、陆机、谢元晖、任昉的推崇和评价，可见萧绎既追求文章的辞采，又注重文章的内容。

对于文学的发展，当时学界存在着以裴子野、刘勰为首的宗经派，以萧纲为首的新变派，还有以萧统为首的折中派，三派各持己见，争论激烈。相较而言，萧绎对文学的发展问题理解地更为全面和理性。他认为“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文学观念也会随之变化。在其《内典碑铭集林序》中萧绎也表达过类似看法，“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这种对文学发展的认识，萧绎与刘勰、萧统所识相同，但对“论文之理”即文艺理论也会随时代、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认识，却是萧绎的新见。

《金楼子》一书既有对历史典籍的搜集整理、义释注疏，更有着对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小说新文学形式的搜集和创作，可见萧绎对古今文体的发展持更全面、更客观的看法。也正因为萧绎的文学观较为通达，《金楼子》才会成其为一部经史子集、注疏考证、志人志怪无所不包的杂学著作。

《金楼子》一书被后人列为子部杂家，在于书中体现出明显的儒、释、道杂糅特点。《梁书·元帝纪》载其“既长好学，博总群书”。《聚书》篇萧绎评曰：“老聃贵弱，孔子贵仕，陈骈贵齐，杨朱贵己，而终为令德。”说明他对各家皆有取舍。

如同所有士人一样，萧绎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金楼子》一书首先体现出明显的儒家思想。《立言》篇曰：“楚人畏荀卿之出境，汉氏追匡衡之入界，是知儒道实有可尊。故皇甫嵩手握百万之众而不反，岂非儒者之贵乎？”其爱好著述本身就受到儒家“三不朽”思想影响。《金楼子·序》曰：“余于天下为不贱焉，窃念臧文仲既殁，其立言于世。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以为一家言。”

萧绎在历史上是个性格多元、争议颇多的人，他一方面积极扫清政治障碍想方设法登基为帝，另一方面似乎又淡泊超脱，“常贵无为，每嗤有待，闲斋寂寞，对林泉而握谈柄，虚宇辽旷，玩鱼鸟而拂丛，蓍爱静之心，彰乎此矣”。无论是湘东王时期，还是称帝之后，萧绎多次讲授《老子》，后来西魏南下逼近襄阳，对江陵政权构成巨大威胁时，萧绎还在龙光殿宣讲《老子》之义，因此《金楼子》一书又富含老庄思想。萧绎经常直接引用老子之语表达观点，如《立言》篇载：“老子云：‘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人莫能向生之徒也。’夫水之性也，寂寥长迈，此其本性也，其波涛鼓怒，颓山穴石，盖有以云耳。”

此外，萧绎因受其父梁武帝及其母阮修容礼佛的影响，他的思想中又有着较强的佛教因子，这也是南朝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在萧绎身上的投影。

（六）《金楼子》的价值

萧绎喜爱搜集图书秘籍，生前累计藏书约14万卷，不少为稀世珍本。这些典籍大都被他引进《金楼子》。《金楼子》即使现已为残本，却仍然保存有不少先秦至齐梁的典籍材料。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曰：“其书于古今闻见事迹，治忽贞邪，咸为苞载。附以议论，劝戒兼资，盖亦杂家之流。而当时周秦异书未尽亡佚，具有征引。如许由之父名，兄弟七人，十九而隐，成汤凡有七号之类。皆史外轶闻，他书未见。又《立言》《聚书》《著书》诸篇，自表其撰述之勤，所纪典籍源流，亦可补诸书所未备。”[26]因此《金楼子》可以补证史书所未备，如：

《杂记》篇曰：《太史公书》有时而谬。《郑世家》云：“子产，郑成公子。”而实子国之子也。《尚书·顾命》：“卫实侯爵”，《卫世家》言伯爵，斯又乖也。《尚书》云金滕是周公东征之时，《史记》是姬旦薨后，又纰缪焉。其余琐碎，亦不为少。

萧绎对《史记》关于子产的记载进行了校正，从《左传》杜预注“子国，郑穆公子”“子产，子国子”等材料来看，萧绎的校正应该是正确可信的。

此外，《金楼子》中《著书》篇就是萧绎自著或命人代撰之书的目录，既叙列了作品目次，详细罗列了每本书的书名、卷帙数，又附有萧绎的亲笔注文和为部分书籍所作之序。六朝著作因江陵焚书烧毁严重，《金楼子》在考证和还原六朝士人著作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金楼子》内容广博、思想杂糅，萧绎对文学的认识，对小说的搜集，对儒释道的融汇，使《金楼子》一书颇具丰富的学术价值。我们不仅可以通过《金楼子》了解萧绎的思想，更可以借此了解梁朝社会的历史文化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