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庆（403—444），字季伯，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景王刘道怜次子，属南朝刘宋宗室。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因其叔临川王刘道规无子，而以刘义庆为嗣，袭封临川王爵位。《宋书》《南史》有传。据史载，刘义庆自小才华出众，刘裕赞其“此吾家丰城也”[22]。年十三袭封南郡公，后随从刘裕攻打长安，被任命为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后徙任豫州刺史、督豫州及淮北诸军事。刘宋王朝建立后，元嘉元年（424年）出任秘书监，使其有机会接触博览皇家藏书，为《世说新语》的编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元嘉六年（429年）升任尚书左仆射，八年因宗室相戮，固辞出任荆州刺史。当时荆州“居上流之任，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刘裕因“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有引授”。可见其在刘宋宗室中颇被看重。荆州刺史八年期间，刘义庆留心抚物，为西土所安。之后又改任江州及南兖州刺史。42岁因病逝于建业，宋文帝赠其谥号“康王”。
刘义庆“为性简素，寡喷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喜“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史传载其撰有《幽明录》十卷、《宣验记》十三卷、《徐州先贤传》十卷、《集林》二百卷、《江左名士传》一卷、《后汉书》五十八卷、《小说》十卷、拟班固《典引》作《典叙》等作，遗憾的是现皆散佚，唯存《世说新语》，但仅此一书就足以让刘义庆永传千古。
《世说新语》始名《世说》，唐代改称《世说新书》、后又改称《世说新语》。关于《世说新语》的编撰时间学界颇有争议。根据史书透露的信息，我们认为刘义庆应是在出任荆州刺史期间开始《世说新语》一书的编撰，这编撰可能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世说新语》的成书，与刘义庆对魏晋风流的喜好以及时人对魏晋风流的仰慕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刘义庆的现实遭遇让他与魏晋名士有着精神上的共鸣，让其不惜工本组织人力编纂了《世说新语》一书。
刘宋建立初期，因颇得刘裕赏识，刘义庆的境遇和仕途非常顺利。但文帝刘义隆登位以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刘义隆之所以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宋少帝刘义符继位时年纪尚轻，游狎无度，不问政事，而被徐羡之、傅亮和谢晦三位权臣联手废掉。刘义隆继位后，担心自己重蹈少帝被弑的悲剧，便开始对大臣和宗室进行肆意杀戮和防范抑制。刘义隆之举拉开了刘宋王朝骨肉相残的序幕，以至于齐高帝萧道成告诫萧赜时就说：“宋世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敝？”[23]处于这样的社会现实，在皇族宗室才能颇为突出的刘义庆自然岌岌可危，如履薄冰。元嘉八年，终于借故离开京城，以求全身避祸。“少善骑乘，及长世路艰难，不复跨马”的记载可以窥见其处境和心理的变化。
离开政治漩涡中心的京城来到荆州，刘义庆应该度过了一段较为适意的生活。他在署内修筑竹林堂，“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他对人生的选择，对政治生活的感慨，还有他的文人修养以及简素寡欲的性格与魏晋名士取得了精神上的沟通和契合，他也期望能在魏晋士人的精神气质中得到化解和超脱，因而寄情意于笔墨，组织编纂了《世说新语》一书。
（二）《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主要记载了魏晋时代士大夫的言谈、轶事，同时也表现了名士们奇特的举止和玄妙的清谈，可谓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今本作三卷，分三十六门。上卷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这十三门都是正面的褒扬。下卷二十三门：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弱、仇隙。下卷情况较为复杂，有的褒扬，有的贬责，有的似乎贬中寓褒，有的不论褒贬。
从东汉末至刘宋初三百年间，战乱频繁、朝代更迭，随着儒教至尊地位的坍塌、经学的衰落、玄学的兴起，以及乱世下魏晋士大夫对生命的压抑和恐惧，迫使他们重新去思索、发现、把握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以自然、真性、超脱的方式生活，从而呈现出一种诗意的生存状态。《世说新语》就记载了魏晋名士们清谈玄学、品评人物、服药行散、沉湎饮酒、裸裎任诞、治游隐逸、任性适情的生活意趣。
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士族祖述老庄、崇尚玄虚、辨名析理，一时形成谈玄之风，而后谈玄更成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成为他们学问和智力的竞赛。他们相互影慕效仿，以清谈为务，借此显示风雅和学识。《言语》《文学》《赏誉》等篇记载了大量有关清谈的内容。如：
《文学》55：支道林、许、谢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凝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文学》40：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谈玄名士不仅注重辨析玄理，而且十分注重谈玄时表现出的风度气势之态，言辞声调之美，体现了当时的审美风尚。品题人物与清谈玄理一样，流行于上流社会，主要通过品题来判别人物的才性优劣和流品高下。如果说玄谈重学力与思辨，品题则重识力和鉴赏。《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最为常见的审美概念有清、神、朗、雅、率、达、通、简、真、畅、逸等，清、神、率最多，表现出一种清虚玄远、超逸脱俗、潇洒旷达的人格和精神追求。
魏晋名士崇尚老庄自然哲学，主张超越虚伪礼教，“越名教而任自然”，在社会上掀起一股任诞之风，或服药、或饮酒、或裸裎、或任情。《雅量》《豪爽》《伤逝》《栖逸》《任诞》《简傲》里多有记载。如：
《言语》14：何平叔（晏）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www.xing528.com)
《任诞》18：阮宣子（修）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
《任诞》6：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简傲》16：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埽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咏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
刘义庆在荆州生活长达八年之久，《世说新语》一些篇章就与荆州有关。如《言语》篇中顾恺之评桓温修筑江陵城“丹楼如霞”而得以赏二婢的故事。又如：
《汰侈》4：王君夫以精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汰侈》5：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恒冬天得韭蓱虀。又牛形状气力不胜王恺牛，而与恺出游，极晚发，争入洛城，崇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恺牛绝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为扼腕，乃密货崇帐下都督及御车人，问所以。都督曰：“豆至难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虀是捣韭根，杂以麦苗尔。”复问驭人牛所以驶。驭人云：“牛本不迟，由将车人不及，制之尔。急时听偏辕，则驶矣。”恺悉从之，遂争长。石崇后闻，皆杀告者。
《汰侈》两则记述了西晋石崇与贵戚王恺争为奢靡的故事。石崇之所以能与时任帝舅的王恺斗富，正缘于石崇在任荆州刺史期间，不仅大力搜刮民脂民膏，而且利用荆州水陆交通要道的优势，在境内对外国使臣和商人进行敲诈勒索，甚至杀人越货，劫掠财产无数，而成为当时最大的富豪。
魏晋士人既狂傲放达，又情理至深，《世说新语》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翔实的魏晋风流人物图。
（三）《世说新语》的价值及影响
《世说新语》和刘孝标补注共记有640余人，这些人物大多见于正史。所载汉魏至刘宋初年士族名士的言行和精神风貌虽有夸饰及不实之数，但基本是符合历史史实的。此外，《世说新语》内容极其广博，涉及政治、哲学、宗教、文学、经济、军事、风俗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一部汉魏两晋的社会百态图。有学者就认为“研究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历史、习俗和文化的变迁，《世说》是最重要、最真实的历史资料”。钱穆甚至认为：“《世说》应是一部史书，而且很重要。”[24]因此《世说新语》虽属小说体，却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作为一部志人小说，《世说新语》的最大价值还在于它的文学性。《世说新语》篇幅短小，语言精练，以片断记载人物轶事，堪称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代表之作。所载人物无论帝王将相，隐士僧侣，都或能通过个性化的语言，生动的细节，肖像的白描，比较、比喻或衬托等手法，寥寥几笔便使人物气韵生动，跃然纸上。如《俭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之得其种，恒钻其核”，仅仅十几个字，就写出了王戎的贪婪吝啬。《忿狷》写王述吃鸡蛋，用“刺”“怒”“掷”“碾”“嗔”“纳”“啮”“吐”几个动词夸张地写出了王述性急的特点等。
《世说新语》的魅力还在于其语言艺术。明王世贞称其“或造微于单词，或征巧于只行”（《世说新语补》序）；明王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曰：“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无论叙事语言、人物语言，都清新简约，言意相称，隽永传神，透出智慧和幽默。
《世说新语》虽还处于小说体裁的初期阶段，但因其较高的艺术成就而成为后世记人记事小品文的典范。唐代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宋代王谠《唐语林》、孔仲平《续世说》，明代何良俊《何氏语林》，清代吴肃公《明语林》等都是模仿《世说新语》而作。后世也有不少戏剧、小说取材于《世说新语》，如元代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就是根据《世说新语·假谲》温峤以玉镜台为婚娶聘礼的故事改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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