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刺史陶侃：扬威镇压，护南蛮

（一）陶侃生平

陶侃（259—334），字士行，一作士衡，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曾祖父。原为鄱阳郡（今江西都昌）人，后徙家至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东晋著名将领和政治家，《晋书》有传。大约在303年至313年、322年至344年期间有三十余年的时间一直活动于荆州。

陶侃出身贫寒，在门阀士族制度盛行的东晋时期，仕途之路颇为艰辛。他初为县吏，因极尽能事礼待拜访他的鄱阳孝廉范逵，而得到范逵的赏识和推荐，得以被庐江太守张夔召为督邮，并领枞阳令。寒雪之时因为张夔病妻迎医数百里外被人赞誉。后陶侃以举孝廉入洛，但入洛后的仕途依然坎坷黯淡。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得到了杨晫等人的赏拔，通过杨晫受到江南名士顾荣的重视，但另一方面也被温雅、吕岳等打击压制。陶侃在政治上的最终发迹则始于荆州刺史刘弘辟他为南蛮长史。在此后平定荆州及江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他显示出过人的政治军事才能，为将来立足荆州、荣登相位奠定了良好基础。

后历任武昌太守、荆州刺史，官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334年，陶侃去世，年七十六。晋成帝下诏追赠陶侃为大司马，谥号“桓”。唐德宗时将陶侃等历史上64位名将供奉于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成王庙六十四将。宋徽宗时将其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史载其有文集二卷，现散佚。

（二）荆州战功

303年，陶侃帮助刘弘平定义阳蛮张昌在荆州的叛乱，因而在政治上崭露头角。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局势动荡。张昌在江夏起义，声势浩大，不久便控制了荆、江、扬等大部分地区。朝廷任刘弘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率军镇压。刘弘便辟陶侃为其长史，作为先锋讨伐张昌。在竟陵，陶侃大败张昌，张昌逃亡，他的部下全部投降，荆州得以平定。陶侃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得到初步显现，刘弘高度肯定曰：“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5]陶侃也因此军功封为东乡侯。

305年，扬州刺史陈敏发动叛乱，刘弘又任命陶侃为江夏太守、鹰扬将军，率军抵御陈敏弟弟陈恢对武昌的进攻，多次击败陈恢。306年，陶侃母亲病故，陶侃离职服丧。丁忧期满后，311年，陶侃升任龙镶将军、武昌太守。当时因战乱不断，天下饥荒，长江船只经常遭受抢劫。陶侃便令部下假扮商船引诱山贼，在得知这些山贼原来是西阳王司马羕的部下后，派兵逼司马羕交出盗贼并斩杀，从此水陆交通太平通畅。陶侃还在武昌设立夷市，很好地促进了汉、蛮的商品交易和民族关系。

永嘉年间，巴蜀流民分布在荆、湘之间，屡为官吏、土民所侵害。312年，时任晋醴陵令的杜弢带领流民起义，占据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琅邪王司马睿即派陶侃攻打杜弢。313年，荆州刺史周被杜弢围困浔水城，陶侃及其部下朱伺前往救援。他率军从小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把经陆路准备偷袭武昌的杜弢打得大败，不仅杀敌甚多，而且缴获大批辎重，使杜弢退入长沙，而保全了荆州。王敦对陶侃的军功大加赞扬曰：“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6]并上表拜陶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后陶侃说服杜弢部将王贡归顺，攻克长沙，起义军溃散，杜弢逃走，死于途中。历时四年的杜弢流民起义终于被陶侃等镇压。(www.xing528.com)

因屡立战功，陶侃遭到王敦忌恨，一度被降为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并险些被王敦杀害。直到322年，王敦起兵反晋，陶侃才被重新召回中原。王敦之乱平定后，晋明帝司马召为避免重臣一人专权，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擢拔江东士族，平衡侨、吴士族势力；一方面改授荆、湘、雍、梁四州职务，使方镇互相牵制。在这种背景下，陶侃被任命为都督荆、湘四州军事、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荆楚民众听到这一消息大加庆贺，可见陶侃在荆州的声望。

治荆期间，陶侃非常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王敦之乱平定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7]而且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荆州社会整体较为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史书载曰：“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8]陶侃也成为东晋当时雄踞上游、手握强兵的一个重要势力。328年，苏峻起义。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勤王军的盟主，与庾亮、温峤等一起平定苏峻叛乱。自此后，江南保持了较为长久的安定局面，可以说，陶侃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升为侍中、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加羽葆鼓吹，封长沙郡公，邑三千户，赐绢八千匹，仍驻荆州。

330年，陶侃征讨后将军郭墨，控制了江州，势力得到进一步增强。332年，陶侃派毋丘奥经营巴东，又派其子陶斌和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派侄儿陶臻、竟陵太守李阳等共同攻下新野，收复了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体现出陶侃长远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军事谋略。朝廷拜陶侃为大将军，赐予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的殊荣。陶侃晚年虽位极人臣，却晓进退之理，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334年，陶侃在樊溪去世，享年76岁，葬于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他的部将又在武昌城西为其刊石立碑、图作画像。

陶侃一生征战无数，战功卓越，在军四十一年中三十余年都主要镇守荆州。他“雄毅有权，明悟善决断”，虽出身贫寒，被人讥为“溪狗”，却在风云变幻的两晋王朝依靠个人的努力和才智，冲破门阀士族政治制度的限制和障碍，建立功业，尤其当上东晋极具重要位置的荆州刺史，不管是否“潜有窥窬之志”[9]，其在东晋政权中都可谓是一朝要臣，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明代杨士云有诗《咏史·陶侃》曰：“苏峻王敦敢胁君，太真甘卓约兴兵。试将心迹从头看，颇怪长沙似不情。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用法意恒存法外，当时梅谢有公评。八翼天门上九重，八州都督奏肤功。后人流落谁生谤，晋史难凭梦寐中。”对陶侃一生作了精当的总结和评价。

（三）文武兼备

陶侃在军事、政治上富有才能，在书法和文学上也颇有修养。他擅长书法，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雄毅明悟，书法肌骨闲媚远近，书皆自手裁，笔翰如流，未尝壅滞”。此外还著有文集二卷，现已散佚。《全晋文》收录其《相风赋》《表》《上温峤遗书请停移葬表》《让拜大将军表》《上表逊位》《上成帝杂物疏》《遗荀崧书》《答温峤书》《答慕容隽书》《报封抽韩矫等书》《与王导书》等。[10]其中《相风赋》《上表逊位》为其名篇之作。陶侃在《相风赋》中托物言志，寄予了自己不愿碌碌无为，希望建功立业，为国尽忠的热情与决心。《上表逊位》作于陶侃晚年生病之时，全文言辞真切，体现出他谦虚退让、老尔弥笃的高尚精神。陶侃之后，陶氏家族产生了陶渊明这样光辉史册的伟大诗人，也不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