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连东西南北，中原与南方最快捷的交通要道

荆州地处要冲，西部耸立着秦岭、武当山、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等山脉，东部则是地势平坦、物产富饶、河湖纵横的江汉平原。西接三峡，南跨长江，北临汉水，是连东西、跨南北的交通要道，可谓上通中原，水扼长江，地理位置十分有利。无论陆路，还是水路，荆州都有其独特的优势。

古代中国的疆域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秦汉南北之间的交通主要有东、中、西三条主线路。西线由关中越经秦岭西段，循嘉陵江进入巴蜀。东线经淮河及其支流，辅以陆路进入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中线则由关中向东南经洛阳进入南阳，再南下襄阳，循汉水进入荆州等长江中游地区。这三条线路中，西线所经蜀道，山多且险，交通十分困难，唐朝时李白仍然发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东线所经虽皆平原旷野，但主要依赖的人工河道却经常堵塞或者遭到破坏。这样一来，唯剩中线因水陆交通而成为中原与南方最快捷的主要勾连路线。

中线的主干道为荆襄驿道，起于关中，终于江陵，以南阳和襄阳这两个城市为中心，又分为“秦楚大道”和“南襄隘道”两段。“秦楚大道”从咸阳东南的蓝田，沿秦岭东段山口过武关，向东南进入南阳盆地，及当时中原与江南商业转输之地的宛县，然后循南襄夹道南下，以抵原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江陵。这条道路开辟甚早，西周王朝为向东南扩张时，便有了从陕西武关进向江、汉，直到南阳、南郡这一道路。春秋时期，秦国向东南的扩张也是依此路线。秦朝统一天下后，为了加强对东南地区的统治，便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修缮形成了秦楚大道。荆州的襄阳与江陵一南一北，扼守在这条道路的交通节点上。

南阳往襄阳路段就是“南襄隘道”。《襄阳耆旧记》曰：“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其东则从汉津渡江夏，出平皋关是也，通陈、蔡、齐、宋之道。”[2]由此可见，“南襄隘道”四通八达，具有连通南北的枢纽地位。当然在汉代荆州，襄阳是陆路交通的要区，江陵则是水路交通的连通核心区。

汉代荆州境内江河湖泊纵横交错，因此其水路交通比陆路具有更大优势。首先素有“黄金水道”之称的长江，自西向东横穿荆州，其次境内支流汉水、湘水、资水、沅水、澧水又与长江相连。这些主干、支流都可“浮舟筏巨川”，四通八达。向东可一直通往长江中下游，向西可至蜀，向北至襄阳，向南可至沅湘一带。不仅荆州境内城市可由水路相通，更可以与外界自由通达。除自然水道外，荆州地区还修建了一些人工河道，这些人工河道的开凿使得荆州境内的内湖交通更加便利通畅。魏晋南北朝时期荆州人工河道的开凿更是得到了很大发展。(www.xing528.com)

因此荆州，尤其江陵，成为当时民用船舶建造的重要基地，西汉就能造出四十六桨、几十人划的大船。东汉时期，进而从桨楫发展到橹。用橹来推进船舶，是世界船舶人力推进史上划时代的重大进步。橹出现后不久，又出现了帆，造船技术已经十分先进。1973年至1974年，在凤凰山西汉墓与毛家园西汉墓中，先后发现了四只文景时期造型美观的木船模型。其中一只模型长71厘米，宽10.5厘米，船体狭长，头稍窄，尾略宽，中部最宽，有桨5件。同时出土的一枚木简记载：“船一艘，大船二十三桨”。又据《后汉书·岑彭传》，岑彭屯兵江陵时，督造数十艘战舰，可载水军六万。建安二十年（215年），监利螺山已是东吴的造船基地。荆州属水乡泽国，以船当路，而且多产良木，造船条件自然优越。

无论长江，还是境内支流，抑或人工河道，水路运输有着运量大、成本低、投资少的特点，《汉书·淮南衡山列传》载，“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辆车”，因此往来荆州商旅多选择水路。三国时，著名的“关羽大意失荆州”就缘于吴将吕蒙趁关羽围樊城之时，悄悄发兵偷袭荆州。吕蒙至寻阳后将其精兵藏于大舟之中，使人穿白衣扮作商贾，募百姓摇橹划桨，昼夜兼程，溯江急驶，直至江陵。驻守江防的蜀军士兵被伪装的吴军所骗，猝不及防，全部被俘，江陵遂为吴国所得。可见，汉末时经水路往来荆州的商人应该很多，以至于守城将领被轻易蒙骗。由此可以想象当时长江、汉水之上，装备有橹、舵、帆的各式舟船在江面上乘风破浪、来往不息之景。

荆州水路与陆路都非常便利，以此建构起通达东西南北的交通运输网络，因而荆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三国魏蜀吴争霸中逐渐显现出来。诸葛亮在其《隆中对》中对荆州的战略意义就有着清楚认识，他指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3]鲁肃也向孙权分析了荆州的重要性：“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4]确实如此，若取荆州，对于长江下游来说，既可发挥长江天堑的屏障作用，又可图谋长江以北；对于长江上游来说，既可利用荆州关隘保据上流，又可觊觎中原；对于中原来说，既是打开了进入南方的重要大门，又可顺江东下直达下游。因此长江和周围群山的天然屏障，便利畅达的水陆交通，以及贯连东西南北的枢纽位置渐渐建立起荆州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重镇地位。

交通枢纽地位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宛、江陵和陈皆为当时荆州重要的经济中心。至南北朝时期，荆州在南朝已然成为与下游扬州并重的两大方镇之一，正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这与它地处要冲、四通八达的枢纽位置，以及日益繁荣的城市经济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