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文化：楚国历史与思想的重要媒介

楚国文字是了解和展示楚国历史、学术和思想的重要媒介。从目前考古来看，楚国文字存在的形态有很多，从出土的楚系文字资料考察，有铜器铭文、兵器文字、货币文字、玺印文字、陶器文字、石器文字、漆器文字、木器文字、简牍文字和缣帛文字，这些材质上所撰写或镌刻的楚文字形态比较接近。出土的楚文字资料以竹简为盛，反映了楚国文字的基本特点和大致面貌。

图3-27　清华简《楚居》上的楚文字

（一）荆州出土的楚文字文献

“荆楚文字来源于商周文字，即古汉字；荆楚书面语言也来源于商周书面语，即古汉语的书面语言”[170]。楚文字有着独特的系统和完整的发展历程，楚国文字演变也呈现出一定规律。研究认为，“各国字体的差异远没有原来想象那么大，它们内在的共同性和彼此交叉的现象（有些还是多国性的交叉），正越来越多地引起我们的注意”[171]，这也体现了楚文字与其他文字在历史上有着共时和历时的融合过程。

20世纪60年代始，在今荆州市内出土的楚简数量十分惊人。在荆州地区出土的楚文字考古资料主要有：望山1号墓竹简（1965年），竹简总数约207枚，简文为卜筮祭祷记录；望山二号墓竹简（1966年），共有66枚，简文为遣策；藤店1号墓竹简（1973年），共24枚，内容为遣策；天星观1号墓竹简（1978），共有70余枚完整竹简，内容为卜筮祭祷及遣策；江陵九店56号、621号墓竹简（1981年），各有146枚、88枚，内容为日书和称量农作物有关的衡制换算；马山一号墓竹简（1982年），出土1枚，为签牌记事；江陵雨台山21号楚墓竹律管文字（1986年），共4枚，为古音律名；秦家嘴1号、13号、19号墓竹简（1986年），共32枚，内容均为卜筮祭祷记录；荆州鸡公山18号楚墓竹简（1991年），竹简数量不详，内容为遣策；江陵砖瓦厂370号墓竹简（1992年），共6枚，内容为卜筮祭祷记录；江陵范家坡27号楚墓竹简（1993年），共1枚，内容为卜筮祭祷记录[172]。这些楚简为我们了解楚国文字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此外，当今传世的楚简中，未注明其出土地点的，绝大部分也可能是从荆州地区楚墓中被盗后流失出去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荆州地区出土的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以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为代表的一批楚国竹简，已彻底改变了先秦学术思想以及楚史、楚文化的研究面貌。近年最新问世的安徽大学藏竹简中，有关楚史的竹简数量大，内容丰富，也极有可能是荆州地区出土的竹简。这些竹简也为楚国文字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楚文字的特点

从目前文字学、简帛学的研究来看，有的楚字已经被释读，但是仍有很多楚字没法释读，有待进一步研究。楚文字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不拘一格，实为“规范”。学者研究认为，楚文字存在多字对单词或单词对多字的语言现象[173]。从对出土楚简整体研究，楚国文字常出现用多个字表示一个词或者一个字表示多个词的语言现象，如“慎”就对应有多种字形写法。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楚地语言本身就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至战国时期，楚文字出现十分复杂的语言环境和用字现象；二是楚文字使用以及普及程度并非很高，在使用中又没有统一的标准，因而出现并非规范的文字。在楚文字的发展过程中，这实质是探索词汇规范化的必经途径。

其次，推陈出新，创造“新字”。楚国文字有漫长发展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楚人常独造新字，与北方文字全然不同。如“过”“速”，在西周金文和楚国文字体系中则迥然相异。推陈出新，创造“新字”，这与楚文化的内在精神也是相暗合的。

第三，海纳百川，接受“外语”。在出土整理的楚文字中，也出现了同时期其他诸侯国的文字。郭店楚简中的《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就是当时齐国的文字；上博简《姑成家父》的记载是属于晋国的历史，也极有可能存在晋国文字。因发掘资料有限，或许这并非普遍现象，但或许可以折射出当时文字文化的交流情况。不管这些篇章是由齐人或晋人赠予楚人，还是楚人以齐语或晋语写之，这些均可表明楚人对外来语的接受和认可。

（三）楚文字的演变(www.xing528.com)

自宋代以来，对楚文字的研究就引起了学者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从已经出土的有楚文字的资料来看，竹简上的楚文字数量最多，最能体现楚文字的演变历程。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文字古老而质朴，主要以春秋时楚系青铜器上的金文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楚文字在字形上也多为篆体，字的写法笔画较粗，字的形态与商末周初北方的金文形体相似，如楚公家编钟、楚公家戈、楚公逆钟上的铭文；春秋时期，楚人文字仍受到北方文字的影响，但随着楚国的建立和文化的发展，楚文字也开始与北方文字分道扬镳，形成自己独特的形态特征。春秋中晚期楚文字开始变得修长，与楚灵王时期“楚王好细腰”的普遍审美观念相呼应，体现了这一时期楚人审美观念的特征，以楚王熊审盏铭文、王子午鼎鸟篆为代表，字形上体现出修长、流畅的特征。战国时期，楚文字由繁入简，形态发生变化，以适应其实用性。战国初年，楚文字反映在简帛书上，其字形开始由长方形变为正方形，甚至于扁方形[174]；战国中晚期文字由篆体向隶书转变，文字由繁到简，体现了楚人务实的精神。

楚文字的字形演变，经历了由繁到简的简化过程，简化、繁化、隶变、分化、异构过程。楚字简化分总体性简化、截除性简化、并画性简化三种[175]。据罗运环考证，对照楚嬴匜、楚子簠、鄂君启节、楚王酓脠鼎、铸客鼎上的不同的“铸”字，截除性简化上，楚人与北方文字的简化有所不同，往往带有楚人独特做法；并画性简化是将一些重复的部首进行合体并画。楚字的简化，体现了楚人的智慧，极大地促进了文字的实用性，为统一的汉字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楚汉字在写法上还存在“隶变”现象，即用方便、平直、细线的笔法对繁缛的篆体实施改造。据统计，楚字中上下结构的字多于左右结构的字[176]，这是竹简材质竹纤维纹路对文字构件方位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如“室”，从最初的全包围结构，变为上下结构，便于书写，战国时期楚字构件渐趋于固定和规范，在楚人的审美观念的影响下，汉字的变化笔法也独具风格，更体现了楚文化的浪漫气质；分化反映战国时期楚文字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分化字属于增加义符而成形声字，异构主要有偏旁变异和整体异形两类，反映了楚人在文字上的创新。

（四）楚国书法艺术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书法艺术更体现出地域文化的特征。楚国书法艺术包括楚金文、楚简、楚帛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是战国时期的楚简书法。楚简上的文字以毛笔醮黑墨写成，楚人书写的文字笔势流畅，风格自由奔放，独具特色。

楚国书法材质是竹简，竹简是楚书法艺术的物质化载体，也是楚书法艺术的一部分。在我国古代纸张出现之前，人们多将文字刻于或写于竹简之上，形成“竹简”，也有写于缣制或木片上的，称之为“帛书”或“木牍”。竹在楚地多有生长，极易获得，制作简单，保存方便。楚地的竹简实物来看，大多是陈年毛竹制成，制作工艺过程复杂[177]，其制作工具包括铜锯、铜锛、铜削刀、带木柄的铜夹刻刀、铜锥等。楚竹简材质特点，对楚国书法艺术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同一时期的世界各地古老文明，也采取不同材质书写文字，记录了各自辉煌的文明，如古代埃及用纸莎草纸书写。

楚国书法字体多样，以楚大篆、蝌蚪书、鸟虫书为代表，讲求笔法创新与新奇，追求文字的工艺美术效果，极具书法艺术的魅力。首先，楚大篆多书于青铜器上，体现了春秋时期的南方文字的创新，官方文体的大篆开始与西周的大篆字体有所突破，楚邓公乘鼎、羕盛君萦簠等楚青铜器上的铭文体现了这一突破，单字线条有不均衡美。楚金文体势纵长，均匀整齐，如《王孙诰钟铭》《曾侯乙编钟铭》。其次，蝌蚪书是楚简书法中的又一大特色。元代吾丘衍《学古编》说：“科斗为字之祖，象蝦蟆子形也”[178]。又据《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载：“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后人有得十余简，以示抚军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179]。这是楚文字的又一大发现，后来大量先秦六国文字问世，进而六国的文字也都称为“蝌蚪书”。其三，鸟虫书是楚书法中的一朵奇葩。从文化角度来看，鸟虫书的产生源于楚人的巫术思维和龙凤崇拜心理，也流行于吴、越地区。唐玄度《论十体书》载，“鸟书，周史官史佚所撰，粤在文代，赤雀集户，降及武朝，丹鸟流室。今此之法是写二祥者焉，以此书题幡者，取其飞腾轻疾也。又一说云鸿雁有去来之信，故象之也”。[180]从以上文献中的“赤雀”“丹鸟”之称，可见鸟在后世基本还是凤的别称，鸟虫书的产生也应与凤有着密切关系。王祖龙认为：“那些夸张、变形的符号，文字上似字非字、似图非图的符号可能在特定的仪式活动中起着神秘的暗示作用，使人们相信其特殊的法力”[181]，这是极为中肯的解释。

图3-28　明文徵明书《离骚经》书影

鸟虫书的出现，是楚书法艺术开始走向独立的标志。楚文字以鸟、凤、龙、虫、蛇等形体进行奇妙组织，或者作为字形笔画之外的装饰。从整体来看，战国时期楚书法增添很多装饰性的笔画，对文字的笔画进行装饰，如在不同笔上添加短画、装饰性圆点等[182]，这也是楚书法艺术最大、最有特色的亮点。

楚简与楚帛书是“北碑南帖”的源头。楚简书法的浪漫风格，表现为率意自然、生气贯注和形态变幻之美[183]。楚简书法楚文字的写法对后世草书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其提按形成的粗细不同的笔形对秦篆粗细均同有很大不同，是后世草书的雏形。楚帛书是我国书法史上最早的手书作品，其书法和文化价值自不必多言。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楚人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这其中就必然会产生大篆书法的更新，书法艺术的发展也自此找到了新的方向。

楚书法艺术对我国后世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今楚书法也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一道亮丽风景，正在重新展现楚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