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文化简史：楚国语言及其演变

（一）“楚语”与“夏言”

先秦时期的楚语是楚国人所讲的语言，是荆楚地区主要的区域性通行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应包括荆楚地区所有的民族语言。狭义的楚语则是见于古文献的楚国通用语”[152]。秦汉以降，“楚”概念已从国家政治转向地域文化意义，作为学术术语而倍受学者关注。从语言学角度看，楚语也应有口头语和书面语之别，楚语的口语与其他诸侯国迥异，实难交流；楚地书面语所属音系，系由中原通用语发展而来，大致相当于中原通用语，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楚文化的特色，自成体系。

楚人南迁之前，属华夏系统，自然使用华夏通用语“夏言”，南迁之后，“蛮语”也逐渐为楚人所接受。学者研究清华简《楚居》认为，早在商代时期楚先祖季连迁徙信息当是先北上、后南下，“楚人最初活动于丹江流域，周初，楚归附于周，并常在宗周之地佐事周王，鬻熊等所居‘京宗’即指西周都邑镐京宗周之地”[153]。楚人长期生活于华夏区域，语言当属中原语系。文献亦载，至楚国鬻熊时期，鬻熊仍能与周文王交流自若，“鬻熊子事文王”（《史记·楚世家》），探讨周之大事，语言交流并无太大障碍。楚人由北至南迁徙之前，荆楚地区以三苗部落为代表，所使用的语言为通用蛮语。楚人南迁后，语言和文化逐步与荆楚民族融合，“夏言”与土著蛮语逐渐融合成新的通用语——楚语。五代十国徐锴评曰：“楚夏殊音，方俗异语”（《说文系传·祛妄》），近人黄侃更论曰：“字音变改，圆神无方；以时而言，则古今递殊；以地而言，则楚夏歧出[154]。”这都是楚人南迁后在语言上的表现。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楚语与夏言有极大差异，夏言和蛮语是楚语的两大主要源头。

春秋战国时期，楚人与中原各国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在夏言的使用上，楚人也体现出高水平，《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贵族教育之事：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之族类，行比义焉。[155]

以上这段文献，体现了楚国贵族对北方文化的认可，申叔时所谈的属于北方文化体系的典籍，在楚国多有所见，这也为大量记载北方典籍的楚地出土文献所证实。申叔时稍加整理和归纳，就列举出了9种中原文化的经典著作，而且对每一部典籍都有一段精简和精到的评论。可见，以“夏言”为中心的语言体系对楚人而言并不陌生。另外，屈原作品所用字的语义、语音、语法等，都与夏言基本保持一致，楚语对夏言的语义、语音和语法也有认可和采纳[156]，因而屈原“博闻强志”“娴于辞令”，精通夏言必为事实。张正明认为，“在国际交往中，楚国的贵族大抵操夏言，而且通常是相当流利的”[157]。进而可以说，夏言与楚语在楚国长期共存并非矛盾。

（二）“楚语”异于他语

楚人南下后受南方原有“蛮语”影响，语言发生很大变化，后与北方诸侯各国的语言存在很大差距。《吕氏春秋·用众》载：“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的语言习惯。春秋中期，楚国令尹子元率兵袭击郑国，见其“县门不发”，恐遭郑人埋伏，所以“楚言而出”，可见楚、郑之语实难相通；战国中期，楚国农家学派许行学术曾大受欢迎，北方儒士多投奔之，受孟子攻击：“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孟子·滕文公上》），儒士陈相弃儒归楚之农家学派，反映了南北方学派分歧，侧面指出楚语艰涩难懂的文化现象：“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孟子·滕文公下》），楚人要想听得懂齐语，最好办法是住到齐国，楚语与北方诸侯口语语音有很大差异性。自春秋至战国时期，楚语和中原的郑语、北方的齐语、西方的戎人之语都相去甚远。

楚语与南方吴越之地的口语语音有很大区别。《礼记·王制》：“五方之民，方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各国之间要想很好沟通，必辅以“象”“译”之士。西汉刘向《说苑·善说》记述了楚康王、楚灵王时期令尹子晳曾经听到一首越人的民歌：

滥兮抃草滥予，昌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踰渗，惿随河湖。[158]

子晳闻此歌辞，不明其意，于是寻求“越译”，将此民歌翻译为楚语：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159](www.xing528.com)

楚令尹子皙听闻越地民歌，不解其意，必以楚语翻译才能理解，可见楚语与南方越语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如果没有译者就没法交流。这首《越之歌》后来也成为楚辞中的外来作品，长盛不衰。

楚语之所以与其他区域的语言不同，主要体现在楚语语词自成系统，更与他语不同。楚语语词的组成大致可分为：有独创的方言词和方言词义、古语词、少数民族语言的同源词以及音译词四类。[160]对后两种类别，张正明认为：“江汉之间以及汉淮之间，正是古藏缅语、古壮侗语、古苗瑶语与夏言、楚言接触和交流的中心。因此，在楚言里有其他语言成分是势所必至的。”[161]这种分类体现了楚语词汇的基本构成，或许具有普遍性。据姜书阁详细考证，屈原作品中可以认作是楚语的语词，一共有64个[162]。更值得注意的是，楚语出现了较多的多音词汇，这种语言现象从先秦时期就已引起语言学家们的注意。如“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左传·宣公四年》），扬雄《方言》：“楚人谓虎於菟”。楚国令尹斗子文，初名斗谷於菟，即为楚语中其姓名的发音。楚人职官“令尹”即为楚语，楚人云“门”为“阊阖”等，均为其他诸侯国所未有。宋黄伯思在其《新校楚辞序》中，就列举了大量楚语词汇：

若些、只、羌、谇、蹇、纷、佗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湘、沅、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苣、荃、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163]

黄伯思也认为，《离骚》中的“若些、只、羌、谇、蹇、纷、佗傺”为楚语所独有，并已出现多音词汇。从词汇的语法功用来看，楚人多于句尾用“些”“只”字，这在《楚辞》作品中也多有出现，“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招魂》），“魂乎归徕，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大招》）。正因为楚语的词汇十分独特，而且具有南方文化的特征，故近人黄侃在总结楚语特异之处时尝言：

大抵地域之分，南北为其大介。昔《荀子》屡以楚、夏对言；至《方言》多载南楚之语；《楚辞》一篇，纯乎楚声；《文心雕龙》载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可谓衔灵均之声馀，失黄钟之正响”。[164]

在他看来，楚语作为中国南方的重要古代方言，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特点。综上所述，楚语与先秦时期其他诸侯国的语言均有所区别，但在楚国流行的语言有夏言和楚语。楚言具有地域特色，是先秦时期南方方言中最具特色的一种。

（三）楚语对后世语言的影响

秦汉时期以荆州为中心而产生的楚语，仍然具有较强语言生命力。随着楚文化同北方文化的整合，楚语也开始融入秦汉以及后世的语言中。

汉代承袭楚的语言，对楚语多有接受，为后世汉语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至汉代，楚语仍有部分在使用，体现了楚语在汉代的流行与接受，如汉代所称“公”即为楚语；在汉代学者对楚辞的研究上，对楚语也表现出理解和接受，对《楚辞》的编写，并非有过翻译之举，而是全文直录，体现了对楚语的深入理解；汉代学者对楚语研究也情有独钟。如对“父”的解释，扬雄《方言》释之：“东齐、鲁、卫之间凡尊老谓之叟，或谓之艾；周、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南楚谓之父，或谓之父老”[165]，又对“褴褛”谓之“南楚凡人贫，衣被丑弊，谓之须捷，或谓之褛裂，或谓之褴褛”。此解释可见扬雄对楚语的近义词、近义词等都有十分深入的了解。据考证，从扬雄《方言》中对长江中心到北部到南部的“陈”“楚”和“南楚”三个区域的方言进行研究，认为这些方言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这些区域为汉代楚语所流行的主要区域，“楚方言范围最广，吴越方言以外的南方几乎都为楚方言区”[166]。

时至今日，荆州地区仍然有很多词汇、语音、语法等语言现象沿袭楚语，也说明了楚语在现代汉语及荆楚地区的众多方言中有很大程度遗存[167]。湖北省乃至湖南省、河南省境内流行的“楚语”都来源于先秦的楚国[168]。如楚语中的“夕揽洲之宿莽”中的“莽”，扬雄“莽，草也，南楚曰莽”（扬雄《方言》），已成为现代汉语的词汇；楚语中的“羌”，汉王逸注：“羌，楚人语词也，犹言卿何为也”，经刘先枚实地考证，该词由“怎样”一词演变而来，在现代荆楚地区仍有所用；荆州地区流行的口语语气词“吵”，即为《楚辞》中“些”字的今读[169]。这些楚语仍在荆州地区得以广泛使用，并成为荆州地域方言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