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实用艺术：青铜、漆木、丝织、玉石的艺术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荆州实用艺术的主要代表类型有青铜艺术、漆木艺术、丝织刺绣艺术及玉石艺术，艺术表现形式是青铜器、漆器、丝织刺绣及玉器[54]。楚学研究者共同认为，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包括青铜冶铸、髹漆工艺、丝织刺绣，儒道哲学、屈宋文学与音美艺术[55]。其中，青铜冶铸、髹漆工艺、丝织刺绣也代表了楚国工艺美术的文化成就。王生铁等将其表述为“炉火纯青的青铜冶铸”“绚丽精美的丝织刺绣”“巧夺天工的木竹漆器”[56]。这一时期，荆州出土文物中还有大量玉器，艺术风格也自成体系，也应成为楚文化的支柱之一。另外还有金银、锡铁[57]、玻璃、琉璃、玛瑙、水晶[58]，又有骨、泥等作为工艺材料的艺术品[59]。这些工艺品工艺精湛，艺术成就也很高，但非楚国工艺美术的主流，在此不作细述。

（一）楚国青铜艺术

丰富的青铜资源是青铜艺术发展的基础。楚国腹地本身就是产铜区域，江陵梅槐桥遗址就已发现了铜器[60]，可见早在晚商时期，荆州原始先民就已开始使用金属铜。《诗经·鲁颂·泮水》云：“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山海经·中次八经》记荆山“其阳多赤金”，《国语·楚语下》述：“有薮曰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君熊渠时期，“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至楚文王时期，“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史记·楚世家》）。自春秋时期始，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湖北阳新县港下古铜矿遗址、江西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以及湖南麻阳古铜矿遗址，均是楚国所控制的采铜区域[61]。

图3-6　江陵九店东周墓出土的青铜鼎

战国时期荆州青铜器出土最多，也代表了此时期荆州青铜工艺的真实水平。春秋时期，楚国青铜文化的特征比较突出的，是襄阳、当阳以及河南淅川楚墓出土的青铜器。有学者认为，当阳季家湖古城为春秋早期楚国的都城[62]。春秋早期，楚国都城核心区域可能并非荆州。尹弘兵认为，纪南城不是春秋时的楚郢都[63]。荆州周边的宜昌枝江、荆门当阳赵家湖一带，也出土过春秋早中期楚国的青铜器。从目前考古发掘看，荆州以及荆州周边区域的楚墓，主要以战国时期的为主。今荆州市区域内所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也最能代表这一时期荆州青铜艺术的特点。

荆州出土的青铜器蔚为大观，数量之大，类别之全，形制之多，实属罕见。以荆州九店战国墓葬群、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江陵天星观二号楚墓、江陵望山1号楚墓、江陵张家山201号楚墓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64]。荆州九店战国时期楚墓葬群中，出土的青铜器就达到185件，体现了先秦时期“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墓葬中青铜器的数量，也直观反映了青铜文化在楚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楚人的青铜器类别齐全。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的青铜器种类，主要包括了礼器、生活用具、兵器、乐器以及车马器。礼器有鼎、壶、盉等；生活用具有盥缶、盘、匜、勺、斗、匕等；兵器有剑、戈、矛、戟、弓、盾等。另外，还包括青铜器装饰件及青铜车马器构件[65]。楚人的青铜器形制多样。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中出土的鼎，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制，有升鼎、圆腹鼎、镬鼎和小口鼎[66]。荆州九店出土的42件方耳鼎中，就有7种不同的样式[67]。这些青铜器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工艺在楚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图3-7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彩绘对凤纹漆圆耳杯

图3-8　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虎座凤鸟悬鼓

（二）楚国漆木艺术

楚地漆木资源也异常丰富。春秋至战国初期，楚国逐渐强大，疆域北达黄河，南至湖南中部，东达山东，西抵四川。楚地“京山，多漆木”“虢山，其上多漆”（《山海经·北山经》），“熊耳之山，其上多漆”（《山海经·中山经》）。楚人用漆，历经久远，并熟悉了漆的自然特性，“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庄子·人间世》）。荆州地区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漆器，漆器品种和数量极多，时间跨度长，足以证明这些文献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楚国漆器出土数量可谓巨大。仅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漆木器就达到了200多件，江陵雨台山楚墓群出土漆器达数千件。以江陵天星观二号楚墓出土的漆器为例，出土的漆器按用途可分为乐器、生活用具、车马器和丧葬用品。乐器有瑟、小鼓、虎座鸟架鼓、笙等；生活用具有俎、案、禁、几、豆、酒具盒、耳杯、樽、盒、奁、枕、梳、篦、座屏等；车马器有伞、车舆、木车构件等；丧葬用器有俑、剑、鱼、虎座飞鸟、羽人、神树、镇墓兽等。最为典型的漆器是虎座凤鸟悬鼓[68]。在江陵雨台山楚墓中，共出土了15件虎座凤鸟悬鼓，均由2虎、2鸟及1鼓组成，双虎背向踞伏，凤鸟长颈引吭。鼓悬置于双鸟之间，丝线系于鸟冠之上。时至今日，虎座凤鸟悬鼓已经成为荆州楚文化的象征符号。

（三）楚国丝织刺绣艺术

楚地多桑树，适合养蚕。有“伏羲化蚕”、螺祖始教民育蚕的传说。早在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大量的纺轮，这个文化当然也代表和包括了以今荆州市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可见，早在原始社会时期，荆州原始纺织技术就已经出现，荆州也极有可能是我国最早养蚕的发源地之一。至战国时期，楚国和吴国还因邑人争采桑叶而引发了诸侯国之间的矛盾。

图3-9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

丝织刺绣品在荆州地区也多有出土。丝织品最不易保存，荆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丝织刺绣品的保存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江陵雨台山楚墓群中，出土了丝织品的墓葬达到10座，出土的丝织品大多为平纹织法的绢[69]。江陵望山沙塚楚墓共出土了113件丝织品[70]，主要有花卉绢绣、菱纹锦绣、对兽彩绦锦、丝帛、丝带和丝绳等。最为集中的是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衣物种类和纹饰都十分丰富和全面。丝织品种类包括了绢、绨、纱、素罗、彩条纹绮、锦、绦、绦、组等，几乎囊括了先秦时期我国所有丝织品的种类；刺绣纹绣形态也很多样，有蟠龙飞凤纹绣、对凤对龙纹绣、龙凤相蟠纹绣、舞凤逐龙纹绣、舞凤飞龙纹绣、飞凤纹绣、凤鸟纹绣、凤鸟花卉纹绣、凤鸟践蛇纹绣、龙凤虎纹绣等。诚如学界所言，荆州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为世界“丝绸宝库”，这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荆州服饰文化的成就。(www.xing528.com)

（四）楚国玉石艺术

“楚玉”（楚国玉器）是楚国工艺美术艺术中的又一座宝库。早在楚人到达荆州之前，荆州地区的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就已孕育了荆楚史前玉文化。至春秋时期，道家将圣人与玉结合，“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道德经》第70章），儒家亦“贵玉”，“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孔子家语·问玉》）。玉成为君子道德典范的代称。春秋早中期，楚国玉器在当阳一带楚墓中就有所发现，如唐家巷、姚家港、赵巷楚墓等。

图3-10　荆州熊家冢PM12陪葬冢出土的龙形玉佩

图3-11　荆州熊家冢PM4陪葬冢出土的龙形玉佩

楚人好玉，文献中多有证明。“登昆仑兮食玉英”（《楚辞·涉江》），“璜台十成，谁所极焉？”（《楚辞·天问》）中体现了楚人对玉的喜爱。《国语·楚语下》载：“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问于王孙圉：‘楚之白珩犹在乎？’”其中，晋人所言“楚之白珩”，即为楚玉之珍品，可见楚玉在当时其他诸侯国都很有名气。《韩非子·和氏》载：“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71]，楚王不识玉，使之身残，后楚文王理璞而得玉璧，是为“和氏之璧”。在秦国看来，这块玉璧等同于15座城池的价值。《群书治要》载，秦国以“观玉”作为侦察楚国之借口：“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观楚之宝器。楚王闻之，召令尹子西而问焉，曰：‘秦欲观楚之宝器，吾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可以示诸？’”[72]子西不知其可，后王问之于昭奚恤，其以人才比玉，才使秦国知难而退。

玉器在楚人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首先，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仪礼·聘礼》载：“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考工记·玉人》载：“璧琮九寸，诸侯以享天子”。玉器的大小有严格规定，不同场合玉的使用类型都不一样，都说明先秦贵族对玉的看重；其次，玉还能体现佩戴者的政治身份和地位，熊家冢的陪葬冢中，因等级不同墓葬中出土玉器也有所不同，体现出不同陪葬者的身份；玉器也是礼仪用器，多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礼仪场合。《左传·定公三年》载，蔡昭侯赠送楚昭王1件佩玉和1件裘服，以显示国家礼仪。玉器除了用于佩戴之外，还用于楚人建筑的装饰，使居所更为美观。

在荆州已发掘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构建了荆州玉石艺术的基石。荆州院墙湾一号楚墓中出土了29件玉器，种类丰富，纹饰多样。江陵九店东周墓中出土了近400件玉器[73]。玉器形制和雕刻手法多样，有环、璧、璜、鎏、佩等，龙形为其主要形态，形制各异，有吐舌龙形、昂首龙形、多首龙形、回首龙形、神人操两龙形等，还有鸟、鱼等动物形玉佩[74]。雕刻手法多样，有平雕、透雕和阴刻3种。江陵望山沙塚楚墓中出土的玉瑷、玉环[75]，有浅褐色、红色带白斑、青色等，色彩丰富而古朴，纹饰以谷纹为主。江陵望山二号楚墓出土的玉饰器有玉璧、玉璜、玉佩，特别是玉璧，碧绿晶莹，温润光泽，堪称美玉[76]。最值得注意的是熊家冢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环、珩、佩等，其中仅玉璧就达到360件，另外还有环6件、珩103件、佩39件等[77]，这些琳琅满目的玉器，可谓是楚国的“玉器宝库”。

从以上所述实用艺术的4个类型来看，这一时期荆州实用艺术显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工艺精湛，制作精致。江陵九店东周墓葬群出土了158座墓中的760件漆木器[78]。器物光滑、制作精美，纹饰多样，线条匀称，色彩鲜艳。江陵天星观2号楚墓共出土177件漆木器，高足案、禁、俎、几、编钟架等，都是以斫制的工艺方法制成；凿制的耳杯、矮足案、小型豆和笙等，都是以凿木成形的方法制成；透雕彩绘小座屏和素面双虎座屏，形象生动，惟妙惟肖；彩绘小座屏的座、屏是分别雕成，榫卯连接，座屏中双虎形象夸张，生动活泼，令人称奇；浮雕的龙凤纹豆、编磬架上的浮雕突出，龙凤纹造型独特，极富艺术美感。战国时期，楚人漆器制作工艺有细致分工和标准化生产。漆器工艺分工明确，有制胎、涂漆、打磨、描绘等不同工序，并注意与金工结合，生产精美扣器。另外，楚国刺绣品及彩绘也体现了楚人工艺美术技术精湛。在江陵九店楚墓群中出土的丝织物仅有17件，其刺绣品上的针法就有顺锁、逆锁、单锁、单距单锁等好几种绣法[79]。

第二，纹饰丰富，独树一帜。楚人器物上的纹饰有着丰富艺术元素和文化内涵。青铜器、漆器以及丝织刺绣品纹饰，包括了自然、社会、宗教等不同题材，大体可分为几何纹类、自然物象、禽兽花卉、人物行为等4类。几何纹饰主要有方块纹、星点纹、三角形纹、菱形纹、回纹、S形纹、涡纹、绹纹，这些纹饰构图排列优美而有序，虽为平面图案设计，却富有节奏韵律；自然物象类的纹饰有卷云纹、雷纹以及勾连云纹，多采用抽象描绘或图案化的写意手法；禽兽花卉的纹饰最为丰富，包括凤鸟纹、云鸟纹、鸟首纹、龙纹、螭虺纹、蝶蚊、花瓣纹、树草纹、蛇、虎、鹿、犬、兔纹等。江陵九店乙组漆木器纹饰中的禽兽花卉纹就达到24种之多[80]。这些纹饰描绘的母题是禽兽花卉，却富有神秘的色彩。人物行为方面的纹饰，有田猎纹、舞人动物纹，这些纹饰常常为一组元素的组合，艺术展现了楚人现实生活内容，如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中出土的漆木器上的人物纹样，有狩猎、赶车、牵马、宴乐等。在九店墓葬群中出土的青铜器，纹饰类型丰富、形式多样，如兵器上就有兽面纹、鸟纹、云纹、双线勾纹、镂空几何纹。另外，战国时期“楚式镜”也出土较多，在江陵九店的楚墓群中，一共出土了39枚铜镜，这些铜镜形制多样，其镜背花纹繁缛复杂，铸造精美考究，装饰纹饰也体现了时代文化特点[81]，为楚国纹饰类型增添了浪漫色调。

第三，色彩斑斓，热情神秘。楚人喜爱红色，据《墨子·公孟》载，“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楚人爱好红色，已为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所证明。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为战国中期时楚墓，其中出土的丝织刺绣品丰富，图案多样，衣物上的配色有黄色、褐色、棕色、灰色，其主色仍以红色为主，红色占据了重要地位，体现了偏爱红色的审美偏好；另外，楚国漆木器彩绘的色彩更为绚丽，战国时期楚国漆器大多以黑色为底，其他所配颜色有黄、蓝、粉蓝、赭、褐、棕、紫、绿、灰、金等，色谱多样，达到30种以上[82]，可谓色彩斑斓。

图3-12　江陵拍马山楚墓出土的陶鼎

总而言之，楚国工艺美术体现在楚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艺术成就之高，令后人仰视。另外，楚国金银器、陶器、石器等艺术品，也值得艺术研究者注意。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陶鼎、陶簋、敦、簠、方壶等[83]，除制作材料为陶土之外，其形制与春秋时期所发掘的青铜器器形一致，陶器上彩绘精美无比，也体现了极高的陶工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