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在东迁之前,楚国渐渐转入衰败的发展阶段。以楚大臣庄辛为代表的楚国有识之士,深切地感觉到了楚国衰败的气象。楚襄王在其执政的早期,爱好文学、沉溺游玩,对楚宫廷文学的形成也有所引导。此时楚国文学也开始出现注重赋辞形式,内容上却体现了国家衰败气象。这一时期,活动在楚国郢都的楚国赋辞家主要有宋玉、唐勒和景差。
宋玉(约前290—约前223),鄢城(今湖北宜城)人。先秦时期文献对宋玉的生平并无太多记载。宋玉事迹见《韩诗外传》卷7、《新序·杂事第一》、《新序·杂事第五》、《楚辞章句》、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宋玉集序》等文献[40]。所有记载宋玉的文献皆在汉代产生,其真实性有待考证,不过这些文献却为我们了解宋玉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参考。对宋玉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汉时期韩婴《韩诗外传》卷7中所载:“宋玉因其友见楚襄王,楚襄王待之无以异,乃让其友。”[41]受朋友推荐,宋玉成为楚顷襄王的文学侍从,但从未受到过楚王的赏识,所以宋玉有点怪罪他的朋友,他恃才清高、能言善辩的性格特征也一览无余。《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宋玉在《九辩》中自述:“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驰”“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无处”,可见他政治人生并不如意。据《银雀山汉简释文》载:“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42],简文大体是讲宋玉和唐勒先后在襄王面前谈论治国之道。从以上这些文献综合来看,宋玉“好辞而以赋见称”,曾事楚王,初为小臣,后为大夫,其生活清贫,晚年“失职”无处,受小人诽谤。后世文献还有对“宋玉宅”的记载。吴广平认为,荆州是宋玉为官所居住之处[43]。值得说明的是,无论屈原出生地在何处,其自青年时期始便生活在荆州,文学创作也都是属于荆州文学的内容。
唐代诗人李白诗《感遇》其四云:“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知,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杜甫《咏怀古迹》其二:“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李商隐《有感》诗云:“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等,都以宋玉的事迹和历史传说作为依据进行诗歌创作,反映了宋玉作为楚国辞赋家在后世文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唐勒(约前290—约前223),其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都不可考。《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代扬雄《法言·吾子》评曰:“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将他的作品与宋玉、景差及汉代枚乘归为一类。他和宋玉一样在政治上并不太如意,往往把理想寄于虚无的文学艺术创作之上,并以此逃避现实和摆脱苦恼。他所作《惜誓》哀痛惋惜,《远游》汪洋恣肆,《论义御》浪漫夸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还出土了《唐勒赋》的残简,其中也反映了他的思想与黄老道家思想相似[44]。李诚认为,自汉代始文学史对唐勒有所忽略,应重新审视他的文学地位[45],他的作品也体现了战国中后期楚国文学的文化特色。(www.xing528.com)
景差(约前290—约前223),为宋玉、唐勒同时期的楚国文学家。他与宋玉共事楚襄王,曾任楚大夫,与宋玉、唐勒齐名。王逸《楚辞章句》录其《大招》1篇,后世亦有所争论。
景差的文学作品散见于其他文献之中。宋玉《大言赋》中有景差之赋:“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踞牙云,晞甚大,吐舌万里,唾一世。”[46]《小言赋》亦载其赋:“载氛埃兮乘剽尘,体轻蚊翼,形微蚤鳞,聿遑浮踊,凌云纵身。经由针孔,出入罗巾。飘妙翩绵,乍见乍泯。”[47]刘勰在《文心雕龙·夸饰》中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这也可以说明景差的文学语言风格与宋玉、唐勒等人极为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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