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传世作品有《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共26篇。《大招》也有认为非屈原所作，朱熹集注：“大招，不知何人所作，或曰屈原，或曰景差”[26]，经今人考证，也有认为是屈原的作品[27]。屈原以及其他具有类似风格楚国文学家的作品被统称为“楚辞”。西汉刘向辑录此类作品，并命之曰《楚辞》，后世亦多以此称之。楚辞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新的诗歌形式。以屈原为代表的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体裁后世多称之为“楚辞体”。屈原的作品在后世流传广泛，黄灵庚收楚辞文献，集成丛刊80册，可见后世对楚辞的章句、补注、集注等数量极多，如宋刻本就有7种，明刻本更达到37种，稿钞校本达到55种，近代乃至现代的学者研究文献共计200多种，已形成蔚为大观的“楚辞学”学术体系[28]。
图3-3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楚辞《离骚》书影
《离骚》是屈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代表了楚辞体的最高艺术成就。《说文解字》：“骚，扰也”。《尔雅·释诂下》：“骚，动也”，王逸注：“离，别也。骚，愁也。”“离骚”之题解，众说纷纭。后世解释为“离忧”“别愁”等20多种[29]。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这种文化现象充分体现了《离骚》无穷的艺术魅力。该诗共373句，计2490字，是中国文学史上百世无匹的第一部政治抒情长诗，可谓鸿篇巨制，气势恢宏。诗人在诗中叙述自我，讲述遭遇，表露心境，极具文学魅力。“离骚”不仅反映了楚怀王时期楚国政治的腐败，也反映了屈原内心理想与现实冲突所带来的巨大悲痛。屈原被放逐沅、湘之前，作《离骚》篇，反思、求索和远逝，奏响了诗人命运的三部曲，他善于从自己的志行品格来反思自己。诗中诗人对理想的上下求索，转而远逝，不仅描绘了内心的痛苦，也表现了诗人对楚国前途命运的深刻担忧。屈原高尚的品德、顽强的意志以及崇高的理想融会于诗作之中，体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诗作还体现了丰富的文化精神，其中勾勒和描绘了诗人崇高的政治理想，“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诗人热爱楚国，不改初衷，“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他希望楚王能重用自己，重振楚国雄风，“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楚辞·离骚》）。这种崇高的爱国情怀，也成为我国爱国主义的精神源头。
《离骚》对后世影响极大，也受到历代学者文人的推崇。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评：“《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朱熹《楚辞集注》引西汉淮南王刘安评：“《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30]鲁迅评《离骚》曰：“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31]这些评价都极为中肯，反映了《离骚》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大。
图3-4 清人萧云从所绘《离骚经序》插图
总而言之，《离骚》既是屈原自述之篇章，又是其表达理想、人格精神的巨著，其中百折不挠、九死不悔的文化精神自此衍生传承、生生不息。在创作手法、艺术表现及语言形式上，《离骚》都有所创新，也奠定了屈原在先秦时期以及后世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天问》是屈原又一篇具有超越时代意义的哲理诗。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叙》：“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泄愤懑。”[32]从楚先王宗庙壁画所绘，引发了对宇宙起源、宇宙时空、历史地理、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朝代更替、君王兴废等一系列哲学、社会以及科学问题的思考。如对宇宙起源，如“谁传道之”“何由考之”“何以识之”等问题，形成了我们对宇宙生成理论的思考；如对君王兴废和社会秩序的治乱，他提出“启代益作后”“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等问题。在短短370多句的诗句中，共提出了170多个问题，令人目不暇接，处处惊奇，引人深思。屈原在《天问》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哲理思考，是诗人对宇宙、自然、社会以及内心深入体察和长期思考的结果，也体现了诗人身为楚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www.xing528.com)
图3-5 南宋时期《楚辞·天问》书影
《九歌》等一系列作品充分吸收了楚地民歌的精华，丰富了文学创作维度，体现了这一时期荆州文学创作的又一特征。《九歌》以“九”命名，但并非确数，主要还是指一系列歌辞之意。《九歌》一共包括11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招魂》。前9篇祀神，第10篇祭鬼，最后1篇为尾声，是大规模祭祀典礼中的一组乐章。楚地巫风盛行，实则是先楚时期南方土著三苗文化与北方华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王逸《楚辞章句·九歌章句叙》言：“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33]王逸认为，楚地风俗文化与屈原九歌有着密切联系。屈原所作九歌之曲，原为楚国各地民间祭祀之歌、乐、舞，因其词“鄙陋”，故以此为基础进行改编，终成高雅之调。明胡应麟《诗薮》中评曰：“和平婉丽，整暇雍容，读之使人一唱而三叹者，《九歌》等作是也”[34]，评论可谓中肯。
以屈原、宋玉等为代表的荆州诗人创作的“楚辞体”文学，与《诗经》并驾齐驱，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评：“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35]，对屈原的才气、文辞有极高的评价。宋代黄伯思《校定楚辞序》中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36]屈原所创造的“楚辞体”文学，“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着明显区别。”[37]近代学人刘永济对《楚辞》的文学成就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其文采纵横，亦轹古笼今，百世无匹。观其假象之瑰丽，取境之幽异，铸词之奇伟，敷采之凄艳，可以感天地，可以动鬼神……若夫《离骚》之丽雅，《东皇》之典则，《湘君》之缥缈，《山鬼》之灵奇，《天问》之瑰诡，《九章》之明切，《九辩》之凄缛，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所谓玉水方流，璇源园折者也。[38]
正如刘永济所言，《楚辞》是我国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艺术巅峰。首先，《楚辞》中屈原、宋玉、唐勒、景差等楚国文学家的作品，共同促进了我国文学方式从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的转变。《楚辞》中的文学作品大多为个人独立成篇，体现了个性化的创作特点，也更便于作者表露心境。其次，《楚辞》中的作家都十分注重发挥自己独特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楚国独特自然环境、独具个性和巫文化色彩的地域文化元素作为创作来源，作品中热情奔放的情感，丰富的想象，辞藻华丽，辞尚风华，艺术创作方法与现代西方浪漫主义手法可相媲美，东西呼应。最后，广泛运用象征手法，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屈原作品中以“香草美人”自喻美德高洁，宋玉作品中的“悲秋”主题，都成为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母题”，发扬光大，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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