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官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楚国史学思想的贡献

在楚国官僚体系中，史官占有重要地位。史官不仅司掌典籍，还要劝谏君王。楚国史官群体对楚国历史的记载，散见于历史文献之中，也为我们了解楚国史学及史学思想提供了一些依据。

春秋时期，楚国的史学就有发展。倚相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一位史学家，生卒年不详，《左传》《国语》中对他均有记载。楚灵王十分称赞倚相，认为他“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国语·楚语下》又载：“楚之所宝者……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可见，倚相对古代的典籍十分了解，对《训典》也能进行详细讲解。他与春秋时期晋国的太史董狐一样，尽到了良史“书法不隐”的职责。

楚国史官不仅深谙北方之史学，又能注重发挥史学的实用性，以警示历代楚王励精图治，治理楚国。铎椒，战国时期楚国人，是楚威王的太傅，也是楚国著名的史学家。据刘向梳理记载，左丘明授曾申，曾申授吴起，吴起授吴期，吴期授铎椒，于此形成了左氏春秋的传承谱系。铎椒既深究于左氏之学，于左氏学术之传承又有所贡献。他为了让楚威王可以知古而鉴今，还从《左传》中摘录有关成败得失的历史事例，写成《铎氏微》一书。在研习《左传》之时，又作《抄撮》8卷。从这两部史书的题名来看，都是摘抄性质的史料，进献给楚王方便阅读。后世史著中很多史学体裁，抄摘史书，以求简便，其做法都与楚国史官的做法相似。楚威王时期，楚国称霸四方，史学在其中也必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楚国君王和官员也大多具备以史为鉴的历史观念和意识。在楚国史官促进下，楚国君臣在谈论国家大事之时，都能引用历史经验或教训进行论证。楚庄王在打了胜仗后，劝诫国人“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是用历史教训来指导当时社会发展的做法。楚庄王还用先祖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经验，来敦促臣子和百姓勤勉与共。楚国叶公子高也提出“人求多闻善败，以鉴戒也”（《国语·楚语下》），体现了史学意识在楚国君臣的国家治理中，还是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www.xing528.com)

楚国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众多史家应撰写过大量的史书，只不过没能流传下来。在孟子的时代，他所看重的史书一共有3部，分别是晋国的《乘》、鲁国的《春秋》以及楚国的《梼杌》。据《孟子·离娄》载，“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当然这只是各诸侯国众多史书中优中选优的代表之作，《梼杌》是史书性质的著作当是无疑的。“梼杌”在楚语中是恶兽，与浑沌、穷奇、饕餮并称为“四凶”。不过，清代学者也有认为梼杌是他字的讹误。从目前来看，不管这两个字的解读是否正确，可以肯定的是，楚国史书与其他诸侯国史书一样，都系统地记载了楚国的历史，并在当时各诸侯国中产生了一定的文化影响。

楚国除了具有国史性质的《梼杌》之外，还有志体、语体史书。其一，志体史书是以记事为主的史书。申时叔在对楚太子进行教育时，提出要用《故志》进行教育。《国语·楚语上》载：“《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在《国语·吴语》中，还记载了伍子胥利用楚灵王的历史故事，劝谏吴王夫差励精图治。其中，提到了“此志也，岂遽忘于诸侯之耳乎？”其中，“志”很有可能是楚国的一部志书。其二，语体史书是记载对话的史书，有“语录”和“事语”两体。楚国语体类文献也有很多。郭店楚简中有“语录丛钞”的一些竹简文字，用语简短，应是楚国语录体的文献。事语体文献主要是记载名言警句、格言以及君臣、师徒之间的对话。“上博楚简”中有大量属于语体史书范畴。徐文武认为，“上博楚简”中共有九则事语体史料，即《庄王既成》《郑子家丧》《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榫》《君人者何必安哉》《柬大王泊旱》[19]。这些史书内容体现了“重民”“崇德”的治世思想，楚国史学思想也蕴含在这些著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