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法制和民本思想的文化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法律体系已较为系统，法制思想也因此而自成体系。楚国法律文书、法制思想方面都有着很高的文化成就。另外，民本思想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重要思想，也在楚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楚国是春秋时期较早制定成文法的国家，并制定了一系列成文法[16]。在《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楚大夫申无宇就谈到了楚国春秋时期的一部法典，“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这表明楚国在春秋早期就已制定了成文法。这是文献记载的楚国最早的一部成文法，比郑国子产“铸刑书于鼎”还要早100多年。楚庄王时期，楚国还颁布了《茅门之法》。这部法典中有关于楚国宫殿禁区安全管理的规定：“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霤者，廷理斩其辀，戮其御”（《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春秋晚期，楚国制定了更为完备的法律大典《鸡次之典》，或称《离次之典》。徐俊认为，“鸡次”可解为“凤次”，又可名之《凤次之典》，是楚人跨入文明社会后，以“见者天下安宁”的神鸟“凤”命名的国法大典[17]。《战国策·楚策一》载，吴国军队攻打到楚国都城后，楚国面临灭亡危险，此时，楚大夫蒙谷偷偷进宫背负《鸡次之典》，逃到云梦泽之中躲藏起来。楚昭王出奔数年，后来返回郢都。蒙谷向楚昭王献出法典，使楚国重新回到正常运转轨道，而他自己却辞官不受归隐山林。

战国时期，楚国司法制度也得到了完善。包山楚简中有很多文书都是有关司法案例的。其中，《集箸》《集箸言》《受期》《疋狱》即是比较明确的司法文书。这些文书不仅反映了楚国司法受理的阶段性，文书的记载还形成了一定体裁，对我国后世司法文体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楚国对“法”有很好的认识，在楚国君臣的治国实践之中，突出强调法治思想。首先，敬宗庙、尊社稷。“敬宗庙、尊社稷”是法律的重要职能。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表达，法律的权威性必须要得到保障。楚文王时期，王子革和王子灵因抢夺老人的竹筐，被楚文王治以死罪。楚文王说，“讨有罪而横夺，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爱子弃法，非所以保国也”（《说苑·至公》）。楚庄王利用法律权威，维持了他对宗族的权威。其次，刑德并用、德主刑辅。早在春秋时期，楚武王就有“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的认识，他也看到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第三，方正公平，法不避亲。在执法中要做到方正公平，要正确处理“法”与“亲”的关系，是很不容易的。春秋时期，令尹子文“法不避亲”，公正执法，不徇私情。《说苑·至公》载，“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公平执法是楚国法律的基本精神。石奢是楚国法家的典型代表，是楚昭王时期楚国的王相。他在逮捕犯罪的父亲时，面临着“法”和“亲”的两难选择。在不违背“法”和“亲”的前提下，他选择先放走父亲，然后自刎而死，既维护了法的权威，又维系了亲情。

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对民本问题都有很深刻的认识。《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对民本思想最早的表述。楚国的民本思想也有其内在理论体系。(www.xing528.com)

第一，信民思想。信民即是取信于民。在儒家看来，“信民”比“足食”“足兵”更为重要。《晏子春秋·内问上》说：“故及义而谋，信民而动，未闻不存者也”，强调取信于民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楚鬻熊认为，“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鬻子》），这是超越时代的治国理念。春秋初期，楚武王的夫人邓曼提出要“君抚小民以信”（《左传·桓公十三年》），这其中即是建议楚武王能取信和安抚老百姓，以取得百姓信任。至战国时期，黄老道家更是论证了“信”的合理性。《经法·论》载“信者，天之期也”，将天道与“信”结合起来，为“信”找到了“天”的权威依据。

第二，爱民思想。儒家讲求“仁”，儒家学者都主张“爱民”。在政治上儒家主张执政者“爱民”。楚国早期，楚祖先鬻熊就已经形成爱民思想。《鬻子》将社会阶层划分为三个：“民”“吏”“君”，并对三者的关系有很清晰的认识。民“为人下者”，“君”“吏”为“为人上者”，君主要敬士爱民，士也要爱民。这样，社会就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生态。春秋时期楚庄王也十分爱民。后世文献引《尸子》载，“雨雪，楚庄王披裘当户曰：‘我犹寒，彼百姓宾客甚矣。’乃使巡国中，求百姓宾客之无居宿、绝粮者赈之，国人大悦”。[18]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诗人屈原对民生的艰难十分痛心，《离骚》中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楚国《黄帝帛书》也对爱民思想有十分深刻的记载，认为“畏天”“爱地”“亲民”存在内在联系。

第三，因民思想。如果说“爱民”是对执政者的基本要求，那么“因民”就是“爱民”的具体措施。“王者取吏，必使民唱，然后和”（《鬻子·撰吏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三》），强调民众在执政者选拔人才中应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同时，他还要求君主在选拔人才之时，听从百姓的建议。道家学者也倡导要顺应民心，《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49章）。黄老道家从天地推及人事，提出“因民”主张。《文子·自然》载：“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为之去残除害”，因此，“因民”是要求执政者能顺应百姓要求。

第四，富民思想。自春秋时期开始，楚国就已形成富民思想。楚国令尹斗子文就提出了“从政者以庇民”的政治主张。《国语·楚语下》载：“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死无日矣。”斗子文认为，执政者如果没有做到执政为民的话，国家是不能长治久安的。春秋中期，楚庄王也十分重视民生，并认为“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左传·成公元年》），不管百姓处于国都之中，还是远在国家边境，都要对他们施以恩惠，善待他们。楚国黄老道家也主张要富国与富民，《经法·六分》提出了“国富而民昌”，《经法·君正》也提出了强本、节用和“赋敛有度”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