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渠在征服邻近方国部落的基础上，又将其所占领的地区分别封给他的三个儿子去统治。《史记·楚世家》云：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世本》及《大戴礼记·帝系》所载略同。熊渠三子的封邑分别为句（勾）亶、鄂、越章。句（勾）亶，裴骃《史记集解》引张莹曰：“今江陵也。”司马贞《索隐》：“《地理志》云江陵，南郡之县也。楚文王自丹阳徒都之。”裴骃及司马贞二人均以为句（勾）亶在今江陵县境。鄂即东鄂，在今日鄂城县境内。越章在云梦一带。[53]。
《史记·楚世家》载：“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这是熊渠封三子皆为王的理由。其实，楚人在先秦民族结构中所占的地位相当特殊，西周时非夏非夷，春秋时亦夏亦夷，直到春秋末才正式与华夏认同，详见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54]
庸在今湖北竹山，鄂在今湖北鄂城，句亶在今湖北江陵。可见夷王之时，长江中游两岸皆为楚疆。陈贤一认为，既然江陵为楚王熊渠长子康的封地，因而以张家山为代表的西周晚期的文化应属楚国早期的物质文化。当然它的形成应是在江汉地区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商代文化，融合了以周文化为主导的姬姓封国的文化，最后发展而成的一支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文化。[55]
[1]廖名春等：《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133页。
[2]廖名春等：《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0页。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38页。
[4]龚抗云等：《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2页。
[5]郭璞：《山海经·穆天子传》，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86页。
[6]闻一多：《天问疏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2页。
[7]刘安：《淮南子》，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8]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9]顾颉刚：《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0]迎春：《保利新藏珍品记述大禹治水为政以德的遂公盨》，《艺术市场》2002年第1期。
[11]李学勤：《遂公盨与大禹治水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月23日。
[12]李零：《〈容成氏〉释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271页。
[13]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0页。
[14]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5]廖名春等：《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51页。
[16]李学勤：《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
[17]彭锦华：《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1987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9期。
[18]彭锦华：《沙市周梁玉桥殷商遗址试析》，《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
[19]李天元：《沙市周梁玉桥商代遗址中的扬子鳄》，《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20]彭锦华：《沙市周梁玉桥殷商遗址试析》，《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
[21]杨权喜、陈振裕：《沙市官堤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
[22]彭锦华：《沙市周梁玉桥殷商遗址试析》，《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
[23]杨权喜、陈振裕：《沙市官堤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
[24]陈贤一：《江陵张家山遗址的试掘与探索》，《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
[25]何驽：《湖北江陵梅槐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9期。
[26]何驽：《湖北江陵梅槐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9期。(www.xing528.com)
[27]陈定荣：《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
[28]陈定荣：《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
[29]杨明洪：《江陵阴湘城的调查与探索》，《江汉考古》1986年第1期。
[30]院文清：《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5期。
[31]院文清：《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5期。
[32]何驽：《湖北松滋西斋汪家嘴遗址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02年第4期。
[33]何驽：《湖北松滋西斋汪家嘴遗址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02年第4期。
[34]彭锦华：《沙市近郊出土的商代大型铜尊》，《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
[35]彭锦华：《沙市近郊出土的商代大型铜尊》，《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
[36]何驽：《湖北松滋西斋汪家嘴遗址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02年第4期。
[37]朴载福：《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甲骨的性质考证》，《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
[38]王宏：《论周梁玉桥文化》，《江汉考古》1996年第3期。
[39]彭锦华：《沙市周梁玉桥殷商遗址试析》，《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
[40]王宏：《论周梁玉桥文化》，《江汉考古》1996年第3期。
[41]陈贤一：《江陵张家山遗址的试掘与探索》，《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
[42]陈贤一：《江陵张家山遗址的试掘与探索》，《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
[43]何驽：《湖北江陵梅槐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9期。
[44]韩楚文：《江陵县纪南城摩天岭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
[45]院文清：《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5期。
[46]俞伟超：《寻找“楚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47]李健：《湖北江陵万城出土西周铜器》，《考古》1963年第4期。
[48]李健：《湖北江陵万城出土西周铜器》，《考古》1963年第4期。
[49]陈贤一：《江陵张家山遗址的试掘与探索》，《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
[50]韩楚文：《江陵县纪南城摩天岭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
[51]王宏：《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
[52]俞伟超：《寻找“楚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53]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108页。
[54]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55]陈贤一：《江陵张家山遗址的试掘与探索》，《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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