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商代文化遗存概述

（一）周梁玉桥遗址

该遗址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的城区东部偏北，呈东西方向的长带状分布，跨越豉湖路。1981年、1982年、1987年，沙市市博物馆（现更名为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湖北省博物馆先后几次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17]。几次考古发掘，地点遍布遗址的甲、乙、丙和官堤等四个区域，出土了一批具有独特风格的陶器，还有铜器和骨器等。这对于研究荆州地区殷商时期的历史及文化特征具有重要价值。[18]

周梁玉桥遗址发现的遗迹有：

房基、灰坑、祭祀坑、窑址，窑址中还发现了少量红陶鼎足。

周梁玉桥遗址发现的遗物有：

（1）各种陶器，可分为甲、乙、丙三组。其中甲组：陶质以夹砂红褐陶为多，次为泥质灰褐陶、红陶和黑陶。纹饰以方格纹为多，次为篮纹。器形有鼎、釜、甑、罐、杯、瓮、器盖、器座、圆饼、纺轮等。乙组：陶质以砂质灰褐陶为多，次为黄褐陶，泥质磨光黑陶，灰陶。纹饰以细绳纹为主，次为素面，还有弦纹、堆纹、回纹、乳钉纹。器形有鬲、簋、豆、罐、盆、缶、瓮等。丙组：主要为硬陶、釉陶，印纹陶等。器形有尊、盆、罐。（2）铜器，包括削刀和鱼钩。（3）骨器，包括笄、锥、针等。（4）甲骨，包括卜甲和卜骨。此外，在动物骨骼中，还发现有扬子鳄的齿骨和骨板[19]。

周梁玉桥遗址，从出土青铜器来看，说明它已有了一定的冶铸技术。从陶器上发现有刻画符号来看，已可能有了文字制度。从甲骨整治的规范化程度及占卜习俗上看，说明它已有了自己的宗教意识。可见，这个民族已具备一定的文明条件，已有了自己独立的国家，因而有别于处于氏族部落的“群蛮”。[20]

（二）官堤遗址

官堤遗址位于湖北省荆州市东区北部的荆沙棉纺厂内，西距1981年发现的周梁玉桥商代遗址约1100米，西北距楚都纪南城约15公里。1984年初，荆沙棉纺厂在扩建综合大楼工程施工中发现了该遗址，接着湖北博物馆和沙市博物馆组织考古人员前往调查、钻探。1984年6月至7月，由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负责，配合荆沙棉纺厂综合大楼及其附属建筑工程建设，进行了一次发掘工作。

官堤遗址，与周梁玉桥遗存的时代应大体相同，即应相当于商代后期。[21]官堤遗址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这些陶器的基本特征与1981年至1982年发掘周梁玉桥遗址出土的陶器基本特征相同。彭锦华认为：“官堤遗址与周梁玉桥遗址地置相连，文化内涵相同，实为同一遗址范围。”[22]

官堤遗址商代文化层只出土陶器和动物骨骸，未见铜器、石器和骨器等。出土的商代陶器，陶质有泥质灰陶、泥质红褐陶、夹砂红褐陶、夹砂灰陶和夹砂黑陶等5种。纹饰，主要有绳纹、方格纹、附加堆纹、弦纹、回纹、乳丁纹和素面7种。主要器形有陶鼎、釜、甑、缶、瓮、罐、大口缸、盆、圆饼、豆、杯、纺轮等12种，另外还有圈足和泥条。出土的动物骨骼，则有鱼骨、兽骨和鳖腹甲等，鳖腹甲未见凿、钻的痕迹，而且都是一些较小的碎片。兽骨与鱼骨也因破碎太甚，难于辨别为何种动物的骨骸，但有些兽骨有用火烧灼的痕迹。

官堤遗址虽然所发现的文化遗迹遗物不很丰富，但它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则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例如官堤遗址所出土的陶器与中原地区的同期陶器相比较，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它们之间的这种明显差异，应属于文化系统的不同。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已经传播到江汉地区，汉水以东地区已经普遍地发现了中原系统的文化遗存。但是，中原文化并没有完全统治整个江汉地区，汉水以西的沙市周梁玉桥和官堤遗址的发掘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3]

（三）江陵张家山遗址

江陵张家山遗址，位于荆州古城之西约1.5公里，为一处高出周围农田约3～4米的岗地。经考古调查，岗地发现有新石器时期至商周的文化遗迹和遗物，以南部濒临茨湖的岗地文化内涵较为丰富。整个遗址，在东周时已成墓地，以北部岗地墓葬分布最密。1965年，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在遗址南部岗地开方作了探掘[24]。

张家山遗址的文化堆积有几个时代的文化遗存相互打破，地层扰乱比较严重，其中第3层出土有陶缸残片和尖锥形幕足等，为商代文化层。商代文化层出土遗物有：（1）石器：制作粗糙，磨制不均，器身厚，包括有斧、镰。（2）陶器：陶系有粗砂红陶、橙黄陶、砂质红陶、灰陶、泥质灰黑陶、褐红陶。还有印纹硬陶和釉陶以及个别白陶。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方格纹、划纹、圆圈纹、乳钉纹、雷纹、叶脉纹等。器形有鬲、南瓦、斝、爵、大口尊、缸、硬陶和釉陶尊、瓮等。遗址第3层出土的各种陶器及其纹饰都与郑州二里岗和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同类器物非常类似，因而时代应相当于商代二里岗期上层。

（四）江陵梅槐桥遗址

江陵梅槐桥遗址，位于原县城即荆州古城西约15公里。1984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址。1987年春，为进一步了解鄂西南地区晚商时期青铜文化面貌，并配合北京大学考古系83级部分学生毕业实习，对梅槐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25]。

这次发掘所获的文化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骨器、卜甲、网坠、铜鱼钩等。其中商时期的遗物如下：

（1）陶器，器类有鼎、釜、瓮、罐、豆、缶、大口缸等。其中前六类器类的数量较多。后来出现了簋和甗形器。陶质分泥质、夹砂两种，都以红褐色为主。多数器类为手制，或经慢轮修整。（2）卜甲，一律用龟的腹甲。（3）骨器，仅见锥1件、簪1件。（4）铜器，发现鱼钩和环各1件。（5）其他遗物。梅槐桥遗址还发现有许多鱼骨、猪牙、狗、牛、羊骨和牙等，以鱼骨最多。④B层还出有一块人的颅骨。

梅槐桥遗址以鼎、釜、瓮、罐、缶构成其自身特征，与沙市周梁玉桥和官堤遗址的文化面貌有共同之处，尤其是鼎足根上外侧拍印纹饰，足尖外撇的独特风格，加强了这三个遗址文化因素的共性，而与中原晚商文化无多少直接联系。尽管梅槐桥与周梁玉桥、官堤存在有一定差异，但共性大于差异，其分布范围大约在今天湖北荆州、沙市、松滋一带，其文化源头可能是湖南石门宝塔（属于湖南澄水流域以石门皂市为代表的早商时期青铜文化的一支）。[26]

（五）江陵荆南寺遗址

江陵荆南寺遗址位于荆州城西约1.5公里，原江陵县砖瓦厂范围内。荆南寺遗址原为一圆角长方形台地。1982年，原江陵县砖瓦厂取土工程破坏了遗址西北部分，同年10月，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县文物管理处发现该遗址，并联合对遗址进行了调查。1984年10月至1985年1月，荆州地区博物馆第一次发掘该遗址，1985年9月至12月，荆州地区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进行了第二次发掘[27]。

江陵荆南寺遗址文化层一般分六层，其中相当于中原夏—早商时期的遗存包括两次发掘的第4层和T6的第3层，以及打破第4层和被第4层叠压的部分灰坑。各探方的第4层又都各自划分为若干小层。该遗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有：

（1）遗迹。发现有灰坑和墙基。(www.xing528.com)

（2）遗物。有石器、陶器、铜器、卜甲以及动物骨骼等。①石器，种类有石斧、有肩石斧、石锛等。②陶器，有硬陶器和原始青瓷器。陶系和纹饰各期均有差异。夹砂陶占绝大多数，泥质陶较少。纹饰中，绳纹（包括粗、中、细绳纹）和米粒纹较多，其他还有方格纹、网格纹、米粒纹、附加堆纹、凹弦纹、回圈纹、贝纹、云雷纹等，素面很少。陶器种类有鬲、甗、鼎、釜、夹砂罐、甑、簋、盆、研磨盆、豆、假腹豆、鬵、斝、爵、杯、缶、壶、尊、大口尊、缸、纺轮等。器物种类及比例各期也有不同。其中缶上有陶文发现，隶定为“臣”字。③铜器，有镞、鱼钩、铜削等。④卜甲，龟腹甲反面有排列密集的椭圆形凿孔。⑤动物遗骸，经初步辨认，品质有鱼、猪、牛、羊、鹿、鳖等，以鱼骨数量最多。

荆南寺遗址夏—早商遗存与周围同时期的一些遗存都有一定联系。第一期的花边口沿夹砂罐（A型）和深腹盆形鼎（A型）同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其他如鬲、甗、簋、盆、爵、斝等多见于郑州二里岗和黄陂盘龙城，但荆南寺常见的卷沿、沿上端平折的A型鬲盘龙城多见而二里岗少出，而折沿方唇的C型鬲却是二里岗多出而盘龙城极少见。表明荆南一寺与鄂东北和中原的商文化都有紧密联系。鬵、釜、杯等在西陵峡区很盛行。敛口花边圈足碗、高领有台棱壶在澧水流域的石门皂市遗址多见。就炊器而言，荆南寺遗址除鬲、釜量多以外，鼎也较为流行，只不过因早晚关系各期有所侧重而已。总之，荆南寺夏—早商遗存的文化内涵非常复杂，其文化性质以及与周围诸遗存的关系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28]

（六）江陵阴湘城遗址

阴湘城，在荆州城西北，相距约34公里，城内有一村落。《江陵县志》卷二十三，有关于阴湘城的记载：“阴湘城在县西北，四十里，垣址宛然，不知建于何代？冈阜方平，土人以城名之。”20世纪50年代对阴湘城作过调查，并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世纪80年代对阴湘城调查采集遗物，其中发现商代文化陶器残片五件：（1）罐残沿一件，泥质灰陶。（2）大口尊残口沿三件，分三式，均为粗夹砂陶。（3）盆残沿一件，泥质。

杨明洪认为，阴湘城一带可能是楚昭王更城郢以前的郢都，而纪南城则是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偏晚楚国都城。[29]

1983年，荆州地区博物馆与江陵县文物局对阴湘城进行了考古调查，确认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至周代的遗址，并且有城垣的存在。随着考古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学术水平的提高，考古学界对于阴湘城遗址的学术价值越来越重视。1991年冬，荆州博物馆为确定阴湘城遗址的时代和文化内涵，对该遗址进行了历时4个多月的调查和试掘，工作时间从1991年10月至1992年2月。发掘结果确定阴湘城城址始建于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时期，并一直沿用至西周，在遗址的下层堆积有大溪文化遗存。1995年春季，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荆州博物馆与日本福冈教育委员会联合组成考古队，再次对阴湘城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此次工作从1995年3月初开始至5月中旬结束。[30]

阴湘城遗址的大致布局是东部、西部可能属居址遗存，中部低洼处则可能是稻作农业区，而在西部偏南，文化堆积相对较为稀疏，可能为墓葬区。城址区文化堆积的基本情况是下层为大溪文化遗存，遗迹保存较为完好，遗物十分丰富。中层为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存，遗迹保存相对完好，遗物也十分丰富。上层为商周文化遗存，遗迹保存较差，遗物较为丰富。在城址西部曾发现有春秋时期楚墓。阴湘城遗址从大溪文化至西周时期都曾作为人类聚落址沿用，到东周时则逐渐废弃。

1991年东城墙的发掘，城垣内外侧探方的地层堆积情况各有不同，内侧各探方地层堆积大致相同，由上至下共分为7层；外侧各探方堆积基本一致，共分为5层。其中内侧第1层土质松软，内含少量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陶片和近现代瓷片。外侧第3层土质坚硬，此层内包含有较多夏、商及西周时期文化遗物，包括玉器、铜器残片和陶器，以陶器为主体。所出遗迹有城墙，灰坑。出土遗物有石器、玉器、陶器等。其中夏商时期陶器出于城墙外侧的第3层中，器形有鬲、釜、尊及云雷纹陶片等。

院文清认为，阴湘城是江汉平原西部一处十分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其文化堆积包括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夏、商时期及西周至东周时期遗存。遗址沿续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对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1]

（七）松滋西斋汪家嘴遗址

在湖北省文化厅文物处组织下，荆州博物馆于1993年至1994年多次在枝柳铁路松滋段沿线进行考古调查。1994年春调查时，在松滋段梅溪河站与赶子幽站之间的汪家嘴发现该遗址。后经确认，该遗址遗存主体为商代同时期湖南澧水流域青铜文化皂市类型，定名为“汪家嘴遗址”。荆州博物馆于1997年10月初至11月底，对汪家嘴遗址实施考古发掘。[32]

这次发掘，发现遗迹比较丰富，其中灰坑（包括房基基础坑）共计27个，灰沟6条，房子残基5座，界面卵石遗迹6处。

发掘商代遗物出土最为丰富。遗物可分为石器、陶器、铜器和动物骨骼四大类。其中以陶器数量为最大：

（1）石器。汪家嘴遗址出土和采集的石器很少，共6件。种类以砺石为主，切割器类次之，网坠为采集品、其他生产工具不见。暗示遗址的功能与庖厨有关。

（2）陶器。陶器是汪家嘴商代遗物之大宗，汪家嘴遗址商代陶器以泥质陶为主，而夹砂陶仅见夹砂红陶一种，全部是鼎。泥质陶中又以泥质灰陶和灰皮陶为主，其次为泥质黑陶和黑皮陶，泥质红陶最少。汪家嘴遗址商代陶器以绳纹和弦纹居多。绳纹包括细绳纹和线纹，但仅用于夹砂红陶鼎上。弦纹包括凹、凸弦纹，多饰于壶、豆、甑、簋。戳印纹较少，包括刻画纹，多饰于壶、豆、簋、盆、盖。戳印纹以倒人字纹为主，还有部分菱形“回”字纹、云雷纹、蓖点纹、“J”字包芯纹等。刻画纹均系陶器烧成后刻画上去的，母题一律是倒人字纹。乳钉纹最少，多饰于壶。汪家嘴商代陶器类以鼎、甑、壶、豆、尊、簋、盆、器盖、圆陶片为主，少有缸、瓮、缶等。其中除鼎和缸为夹砂陶、圆陶片利用破陶片外，其余器类皆为泥质陶。

（3）铜器。汪家嘴遗址出土商代铜器颇少，仅见残簪、簇各一。

（4）兽骨。汪家嘴遗址的土质呈酸性，对骨头的分解力度很大，兽骨比较难于保存。而另一方面，经烧烤钙化的骨片和牙齿是能够保存下来的，然而数量的确不多。这也许暗示该遗址商代肉食在食谱中所占比重不高。兽骨种类有猪、禽、畜类等。

1997年秋季汪家嘴遗址的发掘，解决了该遗址的文化谱系问题，确定了该遗址商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汪家嘴商代遗存可分三期，与皂市商代遗存分期对应：年代可从二里岗上层偏早延续到殷墟二、三期，基本同皂市遗址商代遗存的时代相始终。汪家嘴商代陶器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因素，显示出与湖南澧水流域青铜文化皂市类型之土著因素的强烈共性。汪家嘴文化因素中恰恰缺失了皂市一、二组中商文化因素的绝大部分，保留着比较纯洁的皂市类型土著因素，是一个澧水流域青铜文化皂市类型土著遗址。汪家嘴商代驿站遗址界于江汉平原青铜文化区和澧水流域青铜文化区之间的过渡地带，是南北两文化区交通的孔道。这次汪家嘴发掘，说明汪家嘴作为皂市土著人设立的驿站，的确在商代曾为南北两文化区之间文化交流做出过贡献。[33]

（八）沙市近郊出土的商代大型铜尊

1987年1月下旬，沙市郊区立新乡农民在东岳村二组兴修鱼塘时发现了一件铜尊。荆州博物馆闻讯后即派人前往实地调查，可惜出土现场已失原貌，铜尊已被取出置于农民家中。[34]

铜尊形制为小口，宽肩，深腹、高圈足。颈有弦纹三周，肩部夔纹环绕，间饰四个浮起的羊头，腹、足部各饰四组饕餮纹，间于四道对称的扉棱。饕餮由双夔合成，其尾下卷，用云雷纹衬地，主纹浮于器面，上刻阴线云雷纹。腹部饕餮上下镶以乳钉纹各一周，乳钉上填以涡纹。圈足靠器底处有对称方形镂孔四个。腹足内壁均有与器表主纹相对应的兽面阴纹。出土时铜尊一侧有损，但可修整复原。关于铜尊的年代，从铜尊高圈足，花纹繁复，有扉棱和兽首装饰的特点来看，这件铜尊的时代可定为殷墟二期。

彭锦华认为，铜尊器面纹饰繁褥，工艺精湛，图像生动。腹部饕餮威严，肩部卷角羊首浮起，形态宁静而雄健，实为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这不仅在荆沙地区尚属初见，在湖北境内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这说明早在3000多年以前的商王朝，其政治势力已抵达长江流域。我们联系到在铜尊出土地点的不远处，有面积宽阔的同时期的周梁玉桥遗址，这两处遗址表明江汉地区为商朝的势力范围。它的发现，为研究江汉平原的青铜文化增添了可贵的资料。[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