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划九州的记载及相关文献

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他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他历来被传颂的最卓著的功绩，就是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中国版图为九州。有关禹划九州的记载，主要见于《尚书》《左传》《诗经》《山海经》《淮南子》《史记》等传世文献，出土的《齐侯钟》《秦公簋》等青铜器铭文也有相关记载。

传世文献对禹划九州多有记载。《尚书·禹贡》篇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1]。就是说禹划分九州，分割了九州的地界，削平大山，疏浚河流，划分了土壤等级，根据各地的土地条件、自然资源以及距离“禹中央”所在地——冀州的远近，制定了地方的“纳贡政策”。然后布土，行走高山，砍削树木作为路标，以高山大河奠定界域。该篇接下来还详细叙述了九州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物产贡赋等。其他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吕刑》篇：“禹平水土，主名山川。”[2]《左传·襄公四年》：“芒芒禹迹，划为九州，经启九道。”[3]《诗·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4]《山海经·海内经》：“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5]

出土文献对此也有相关记载。如《齐侯钟》铭曰：成汤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秦公簋》铭曰：秦祖先受天命，“鼏宅禹赉，十又二公，在帝之坯”。所谓“禹之堵”“禹赉（通“迹”），均指禹治水敷土所留下的土地。可见，禹划九州的传说的确有广泛的流传。

最早对禹划九州提出质疑的是先秦时期的楚人屈原，《天问》：“九州安错？川谷何洿？”[6]就是说九州大地如何安置？河流山谷怎样疏浚？《淮南子·坠形训》似乎回答了《天问》的问题：“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鸿水渊薮，自三百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渊。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7]意思是说，大禹派一个叫太章的人，测量了东西之间的距离，又派竖亥测量了南北之间的距离，还测量了洪水的深度。从昆仑山取来息壤，治平洪水，划定九州。《史记·夏本纪》也解答说：“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8]这样看来，屈原的怀疑，似乎是不能成立。

20世纪以来，集疑古之大成的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顾颉刚与童书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和《鲧禹的传说》等文中[9]，从论证大禹的天神性和神职出发，进一步肯定了屈原的怀疑。他们认为大禹只是神话中的人物，是主管山川田土的神，不可能治水，更不可能划定九州，“无论如何，遍治四方名山一事，在禹的时代决计不是人力所能的”。进而考证《禹贡》中提到的地名、山川名，都是战国时代才出现的。他们还认为《禹贡》作于战国时代，因此禹划九州的事，纯属后世附会。在他们看来，禹根本没有划定过九州。

图2-1　铭文(www.xing528.com)

然而，出土文献的发现似乎不断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2002年面世的遂公盨，属西周中期文物。它是2002年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现已入藏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属国家一级文物[10]。遂公盨，又名豳公盨、燹公盨，铭文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的字样。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已知年代最早、也最为翔实的可靠文字记录。遂公盨内底部铭文共有10行98字。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其德治的文献记录。专家认为，这佐证了大禹及夏朝的确存在。这件约2900年前铸造的青铜器上面铸金文铭文如图2-1所示。

李学勤释读铭文为：“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沫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用厥邵绍好，益干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讦明经齐，好祀无。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11]铭文开头意思是说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通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贡献。在洪水退后，那些逃避到丘陵山岗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于平原。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的记载，和《尚书·禹贡》篇的记载正好吻合。这样看来，无论《尚书·禹贡》篇是否如顾颉刚等人所说作于战国时代，而至少在2900年前已确有关于大禹治水，敷土平山，疏浚河流的相关记载。

此外，上博简《容成氏》也有关于禹划九州的记载：“㙑……决九河之（阻），于是虖夹州、（徐）州（始）可凥。㙑迥（通）淮与忻（沂），东豉之（海），于是竞州、（莒）州可凥也。㙑乃迥蒌与汤，东豉之，于是虖蓏州可凥也。㙑乃迥三江五沽（湖），东豉之，于是（荆）州、（扬）州可凥也。㙑乃迥（伊）、洛，并里（廛）、干，东豉之河，于是於（豫）州可凥也。㙑乃迥经（泾）与渭，北豉之河，于是虖州可凥也。”这段记载和《禹贡》篇的记载多有不同。李零认为夹州当即《禹贡》里的兖州州即徐州。竞州疑为《禹贡》里的青州或《尔雅·释地》的营州，（莒）州为《禹贡》所无，应为莒国一带。蓏州亦《禹贡》所无，疑即并州。虖州应相当于《禹贡》里雍州。[12]虽然和《禹贡》篇的记载多有出入，但仍从不同的角度印证了禹划九州的说法。

李零认为：“‘禹迹’或‘九州’，有出土发现为证，不仅绝不是战国才有的概念，可以上溯于春秋时代，而且还藉商、周二族的史诗和书传可以上溯到更早，显然是一种‘三代’相承的地理概念。”[13]其实当年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已经指出：“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反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