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新石器时代文化及其特征

经过40多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我们对荆州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和基本特征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总体说来，距今约8000年至4000年之间，荆州经历了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几种一脉相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可以说，荆州新石器时代经历了上述几个大的发展阶段。

城背溪文化　因最先发现于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而得名，距今约8000年至7000年，是长江中游截至目前所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城背溪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鄂西山区与江汉平原交接地带的长江沿岸，如宜昌、宜都、枝城、枝江、秭归、巴东等地。在荆州，能够确定的城背溪文化遗址主要在松滋。199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楚故都纪南城遗址北边的朱家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时，在遗址最下层发现了部分具有城背溪文化特征的陶器，但其文化性质属大溪文化，因此尚不能确定城背溪文化的分布范围延伸到了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腹地。2014年，湖北省水下考古中心与松滋市博物馆的专业人员进行水下考古调查时，在松滋市陈店镇关洲北部临江剖面上发现了文化层，并采集到大量的石器、陶片、兽骨等遗物。2015年11月到2016年5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松滋市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大量兽骨和密集成层的鱼骨，出土了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原始陶器，确认关洲遗址为新石器时代城背溪文化遗存。

城背溪文化陶器的器型主要有釜、钵、支座、圈足盘、大口高领罐、双耳罐等，还有少量双耳扁壶、鼎、盆等，此外还发现有陶纺轮。陶器的颜色绝大多数为红褐色，也有极少数为灰褐色或褐色。很多陶器表面呈现出杂色斑块，当为烧制时火候不匀所致。陶器的质地以夹砂、夹炭陶器居多，还有泥质、夹蚌壳末陶器。陶器的制作方法主要是用泥片贴筑法，就是用若干块大小不一的泥片相互粘接成型。这种方法虽然还比较原始，但较之新石器代初期使用的直接成型法（即用模具直接做成陶器雏形后拍打成型）进步了不少，可以制作一些比较复杂的器型。陶器的纹饰以绳纹为主，有粗绳纹和细绳纹之分，也有少量刻划纹、篦点纹、按窝纹、戳印纹、镂孔和彩绘。彩绘多为黑色，施于红色陶衣上，图案简单，一般为直线或带状，装饰于陶罐、陶钵的口沿和肩部。

城背溪文化石器相当丰富，器型有石斧、石锛、石球、石网坠、石盘状器、石片、石条等。其中打制石器占大多数，磨制石器很少，有些石器只是在刃部进行局部打磨加工。

在城背溪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中，夹炭陶器占有很大比例，这类夹炭陶器实际上是在制作陶器时将稻谷壳或稻草作为掺和料，经烧制后炭化所致。在城背溪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中，可以观察到稻谷壳形状细长、颗粒较大，与现代栽培稻接近。经科学检测，发现城背溪文化遗址出土的水稻花粉与现代水稻花粉特征一致。因此，城背溪文化的稻谷遗存可能为人工栽培，表明原始种植农业有了较大发展。同时，大量打制石器、兽骨、鱼骨的出土，又体现出城背溪文化较原始的特点和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文化特征，标志着在城背溪文化中，获取自然资源的采集、渔猎经济仍占主要地位。

大溪文化　因最早发现于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距今约6300年至5000年，是长江中游地区继城背溪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大溪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西起巫山县城，东至洪湖西岸，北到汉水以东，南达洞庭湖北侧。由于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广，各地域间呈现出一些文化差异，因此，学术界将它分为关庙山、油子岭、汤家岗3种文化类型。关庙山类型因首先发现于枝江县关庙山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长江三峡和江汉平原西南部；油子岭类型因首先发现于京山县油子岭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汉水以东；汤家岗类型因首先发现于湖南省安乡县汤家岗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环洞庭湖地区。荆州境内的大溪文化属于关庙山类型，在全市范围内都有发现，有数十处之多，主要分布在长江两岸的台地、较大湖泊的周围或者与长江、湖泊相通的古河道两岸高地上。

大溪文化陶器的器型主要有圈足盘、三足盘、深腹豆、浅腹豆、曲腹杯、单耳杯、筒形瓶、小口高领罐、高领罐、小罐、簋、碗、盆、釜、罐形鼎、钵、碟、支座、瓮、器座、器盖等。陶器的颜色，早、中期以红色为主，晚期黑色、灰色居多。陶器的质地，早期以夹炭陶器为主，也有部分夹砂陶器、泥质陶器，中、晚期则以泥质陶器为主，夹炭陶器和夹砂陶器明显减少。陶器的制作方法主要是泥条盘筑法，即用泥条自下而上一圈一圈地堆筑，并用慢轮进行修整定型，这样制造出来的陶器比较规整、美观。陶器的纹饰有刻划纹、瓦棱纹、镂孔、弦纹、戳印纹、模印纹、拍印纹、指窝纹、彩陶、朱绘陶等。荆州大溪文化中期盛行的彩陶，主要为红衣黑彩，也有少数在白色陶衣或橙黄色陶衣上绘红、黑、褐色彩。彩陶的装饰题材比较丰富，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横条纹、横人字纹、水涡纹、绳索纹、网纹等与水有关的纹饰，可能是与当时人们亲水、畏水与依赖水的理念有关。

荆州大溪文化晚期流行的朱绘纹，是在泥质黑陶表面用朱砂描绘纹饰，主要题材为水涡纹和横人字纹。彩陶与朱绘陶最大的区别是彩陶为先彩绘后烧制，朱绘陶为先烧制后彩绘，因此，朱绘陶的纹饰极易脱落。

图1-3　大溪文化彩陶碗

荆州大溪文化石器也非常多，但与鄂西山区相比，种类较少，形体也比较小，很少有大型的砍伐工具，器型主要有石斧、石锛、石铲、石雕刻器、石凿、石锤、石刀、石网坠、砺石等。其制作技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大溪文化早期，虽然磨制石器已普遍使用，但仅是对石器进行磨光，还有不少打制石器；大溪文化中期，随着切割、琢制、磨制、钻孔等技术的发展，磨制石器所占比例大大增加；到了大溪文化晚期，磨制石器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一些制作精美的石器，种类和形制也更加多样化。

在大溪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些玉器，种类有玉璜、玉玦、玉镯、玉坠、玉环、玉管、玉刀等。玉器的颜色以乳白色为主，也有灰绿色。从制作工艺来看，当时人们已经使用了切割、琢磨、钻孔、抛光技术，表明大溪文化玉器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但是还存在着很多缺陷，如玉管、玉镯、玉环等器壁不均匀现象十分普遍，浮雕技术尚未使用，这些说明大溪文化制玉工艺还处于初级阶段。

大溪文化时期已出现了竹木漆器，在荆州区阴湘城遗址大溪文化时期的壕沟中，发现了竹席、竹箕，还有漆木簪、箭杆。无独有偶，在长江下游的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也曾经发现过一件朱漆碗，这些或许可以称作中国竹木漆器的鼻祖了。

大溪文化不仅有大量夹炭陶器，而且在遗址的文化层和灰坑甚至墙基等遗迹中也发现了大量稻谷遗存。例如，在松滋市桂花树遗址中，发现了厚达数十厘米的炭化稻谷，可以清晰地辨别出稻谷的茎叶和谷壳。同时，几乎所有大溪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兽骨和鱼骨，兽骨以牛、鹿、猪最为常见。在监利县柳关遗址中除稻谷、兽骨、鱼骨外，还发现了面积数百平方米、厚8毫米以上的蚌壳堆积，应是人们捞取河蚌食用后遗弃的蚌壳。可见，荆州大溪文化时期，稻作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可能已经居于主导地位，家畜家禽饲养业也已经产生，但渔猎经济仍然占有重要分量。由于荆州河湖众多，水产资源极为丰富，捕捞的鱼、虾、贝类也是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大大超过狩猎野兽，这一点与同时期鄂西山区以狩猎野兽为多的现象有明显区别。

图1-4　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

大溪文化的聚落有了较大发展。所谓聚落，就是古代人类居住的地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聚落是伴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严文明先生认为聚落的一个特点是“把居住区、生产区和埋葬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在范围上有明确的划分”。“一个聚落的居民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和相当封闭的集体。”另一个特点是聚落“内部都有明确的区划”。[2]荆州大溪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得到普遍的发展，一些聚落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首先是聚落数量增多，规模加大，布局完整。出现了一批大型遗址，如荆州区朱家台、阴湘城、杨岭湾，石首市走马岭，公安县王家岗，松滋市桂花树，监利县福田，洪湖市圆山遗址等，而且这些遗址中都发现了大片的红烧土建筑遗迹。在总体布局上，居住区位于遗址靠近中部的区域，墓葬区在居住区附近。其次是建筑水平明显提高。考古发现了很多大溪文化房屋基址，大致为方形，墙体为木骨泥墙，墙面用草拌泥抹平，并用火烧烤，居住面用红烧土块铺垫，这些都是为了防潮，房子中间有方形火塘，屋外的散水也是用红烧土块铺成。在荆州区朱家台遗址房屋遗迹中发现除用火烧烤墙面和地面外，还在建造房子之前筑了一个土台。第三是墓葬有了明显的区别。同一处墓地有明确分区，随葬品出现差异。公安县王家岗墓地发掘的74座墓葬分为两个区，两区之间有明显间隔，墓葬方向截然不同；同一区域内墓葬的随葬品也有很大差别，多的有20多件，但所占比例极小，大部分随葬10件左右，也有少数仅2件随葬品。这些情况表明，这批墓葬属于两个不同的家族，而且同一家族内部已经开始产生了贫富差别。

屈家岭文化　因最早发现于京山县屈家岭遗址而得名，距今约5000年至4600年，是长江中游大溪文化之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比大溪文化要大得多，北起河南省西南部，南达洞庭湖地区，西至三峡，东到鄂东的黄冈、黄石一带。由于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广，地域情况复杂，对其文化类型的划分，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有的主张分为屈家岭、划城岗2种类型，有的主张分为屈家岭、青龙泉、划城岗、其他4种类型，有的主张分为屈家岭、青龙泉、关庙山3种类型，还有的主张分为屈家岭、青龙泉、清水滩、三元宫、高垄坎5种类型等等。荆州境内的屈家岭文化遗址，长江以北的荆州区、沙市区、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属江汉平原中北部的屈家岭类型，而长江以南的石首市、公安县、松滋市则属环洞庭湖北部、西部的划城岗类型。

屈家岭文化陶器的器型主要有双腹碗、双腹豆、双腹鼎、高领罐、彩陶壶、高圈足杯、敞口薄胎杯、深直腹甑等，荆州屈家岭文化更以多彩陶纺轮、三角纽盖、凿形足罐形鼎、薄胎彩陶杯、蛋壳彩陶碗、壶形器、高圈足杯等为鲜明特色。陶器的颜色以黑色和灰色居多，也有少量红色陶器。陶器的质地以泥质陶器为主，极少数大型陶器为夹砂陶器。在陶器的制作方法上，轮制法得到普遍应用。绝大多数陶器素面无纹，少数装饰纹饰的也仅有弦纹、蓝纹、斜网格纹、旋涡纹、镂孔等几种，但彩陶比较流行。屈家岭文化的彩陶往往内外都有彩，纹样主要有网格纹、棋盘格纹、卵点纹、菱形纹、水涡纹、平行条纹等，流行晕染法。最具特色的是彩陶纺轮，颜色有黑、灰、红、黄4种，质地皆为泥质，制作精致，轻巧美观。彩绘有橙红、橙黄、黑褐、红褐等，彩绘纹样虽然不多，但很有规律，以纺轮的轴孔为中心，按两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将陶纺轮分为几等份，然后绘制对称的纹饰。纹样有直线纹、弧线纹、旋涡纹、麻点纹、蝌蚪纹、同心弧线纹等。(www.xing528.com)

屈家岭文化的石器制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器型有生产工具石斧、石锛、石镰、石铲、石刀，手工业工具石凿、石钻，渔猎工具石网坠、石镞、石盘状器等。小型石器占绝大多数，即使是以前的大型工具石斧、石锛，也趋于小型化，这些变化可能与复合工具的出现和使用有关。荆州区阴湘城遗址出土了一件保存基本完整的屈家岭文化早期漆木钺柄，近栏处钻有圆孔，安装石钺处挖出凹槽，握手处有凸榫；通体以棕色漆为地，握手附近髹红漆，装钺处和圆孔上方髹黑漆，制作十分精美。这件漆木钺柄既代表了屈家岭文化漆木器的最高水平，也是当时制造和使用复合工具的最好例证。

图1-5　漆木钺柄出土情况

屈家岭文化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种植农业占据了主导地位，畜牧养殖业有了新的发展。在聚落选址上，不再局限于江河湖泊周围，而是在适于农业种植的地方，渔猎经济已经退居无足轻重的地位。1996年，荆州博物馆与日本福冈市教育委员会联合发掘荆州区阴湘城遗址时，在屈家岭文化房屋周围的一些灰坑中发现了大量炭化稻谷和稻米，同时还有稻叶和稻茎，而没有发现其他种类的粮食遗存，可见稻谷已经成为当时的主要种植作物。家畜家禽饲养品种有猪、鸡、狗、羊等，猪骨几乎在所有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鸡骨不易保存，未发现实物，但在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陶鸡，可以清晰地辨别出是母鸡，说明鸡的数量肯定不少。二是手工业快速发展，出现了新的种类。首先，制陶工艺大幅提高。陶土经过精心选择，有的还进行了筛选或淘洗，减少了杂质；快轮成型的制陶技术普遍运用，提高了制陶效率，保证了陶器质量；灰陶、黑陶大量出现，红陶急剧减少，说明陶窑的密封性能更好，火候更高，控温技术更精确。其次，纺织技术迅速发展。彩陶纺轮数量众多，说明纺织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家庭手工业；陶纺轮由大到小、由重到轻，这是纺织原料的种类和纤维由粗变细的直接反映，能纺出更细的纱、织出更密的布。第三，出现了新的手工业种类冶铜业。天门邓家湾遗址发现了铜渣和孔雀石，说明冶铜业已经产生，这是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屈家岭文化聚落形态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出现了中心聚落、聚落群和古城聚落。京山屈家岭遗址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显然是一个大型的中心聚落。天门石家河是以谭家岭遗址为中心、由30多处中小型遗址组成的聚落群。湖北境内发现了15座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除天门龙嘴外，其余皆始筑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这些古城遗址大多位于平原地区河湖边的低岗上，依地势而建，形状不规则，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长方形等，城垣皆为土筑，四周有城壕环绕。严文明先生在评价史前城址的出现时说：“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批土筑或石头砌筑的城址是一种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观。它好像是历史长河中一座高耸的里程碑，把野蛮和文明两个阶段清楚地区分开来，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城址的出现应该视为走向文明的一种最显著的标志。”[3]屈家岭文化古城遗址面积大的超过100万平方米，小的不到6万平方米，大部分在10万～20万平方米之间，显然已经出现了古城聚落之间的分化。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数十处房屋遗迹，分为单间、双间、多间3类。单间房屋面积约10平方米，形状为长方形或方形，室内地基用烧土块铺垫、表面抹平，并用火烧烤，房内设灶，墙的筑法是先开沟槽，铺垫烧土块，筑木骨泥墙。双间房为长方形，用隔墙分为两间。多间房情况复杂，从几间到几十间不等，有单列布局，有两列布局，也有院落布局，面积从几十平方米到几百平方米。“房屋的大小和开间的多少，不仅与建筑技术有关，而且与家庭人口的数量和辈分结构等情况有联系。”[4]单间的居住者是对偶家庭，即一对年轻夫妇或带年幼小孩；双间房的居住者为一对成年人或其他不便于住在同一房间内的家庭成员；多间房的居住者比较复杂，可能有的仍然是氏族公社聚落，有的是家族，也有的是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家庭，还有的是不构成独立经济单位的对偶家庭。但总体来说，在某些中心聚落中，家庭和家族的独立性有了新的发展。

屈家岭文化出现了原始宗教活动。2000年，荆州博物馆第5次发掘阴湘城遗址时，发现了一处屈家岭文化时期祭坛，平面为圆形，直径9.1米，高0.8米，用红烧土堆筑而成，其四周发现数个圆形或长方形土坑。1993年，宜昌博物馆在中堡岛遗址发现23个祭祀坑，坑内有陶器、石器、玉器等完整器物700余件，且分层放置，排列有序，其中21个坑有叠压打破关系，应是多次祭祀的结果。在天门邓家湾、荆门马家垸、荆州阴湘城、走马岭等屈家岭文化古城遗址中，都发现了陶筒形器、乳钉管状器、细长管状器的完整器物或残片，筒形器、乳钉管状器、细长管状器三者是套接使用的，有的出土时还套在一起。张绪球认为这是一种巨型陶祖，其含义已不再局限于对男性生殖器官的模拟和尊崇，“当人们用它来祭祀时，它实际上就成了祖先的化身和象征”。[5]

图1-6　屈家岭文化陶祖

石家河文化　因最早发现于天门市石家河遗址而得名，距今约4600年至4000年，是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与屈家岭文化相比，北部稍有后退，东部略有超出，南部、西部基本相同。即北部、东北部以桐柏山、大别山为界，东部以麻城、黄冈、鄂城、大冶为界，南部到洞庭湖北岸和西岸，西部到西陵峡西部。石家河文化遍布长江中游，其文化类型的划分也有多种说法，张绪球分为江汉平原中北部的石家河类型、鄂西北和汉水上游的青龙泉类型、江汉平原西南部的季家湖—石板巷子类型、洞庭湖西岸和北岸的划城岗类型、鄂东北汉水中游的西花园类型、鄂东南的尧家林类型6种。[6]孟华平分为峡江地区西侧的庙坪类型、东侧的季家湖类型、环洞庭湖北侧的划城岗晚期类型、南部的岱子坪类型、汉东地区的石家河类型、鄂西北地区的青龙泉三期类型、鄂东南地区的尧家林类型7种。[7]与屈家岭文化相似，荆州境内的石家河文化也分属两种类型，长江以北的荆州区、沙市区、纪南生态文化游区以及松滋北部属季家湖类型，这一类型的文化遗址主要分布有江汉平原西南部至西陵峡地区，而洪湖市、监利县以及长江以南的松滋南部、公安县、石首市则属于划城岗类型，这一类型的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环洞庭湖北部、西部地区。

石家河文化陶器的器型主要有罐、缸、瓮、鼎、釜、甑、鬻、盉、盆、擂钵、碗、壶、豆、盘、器座、器盖等。陶器的颜色以灰色为主，也有红色和黑色。陶器的质地以泥质陶器占绝大多数，也有部分夹砂陶器，主要是一些大型器物。陶器的制作方法，快轮制陶更加普遍。陶器的纹饰，早期、中期素面陶器占绝大多数，晚期有纹饰陶器的比例增加，超过了素面陶器，纹样有篮纹、绳纹、方格纹、弦纹、镂孔、附加堆纹等，早期还有少量彩色陶器和彩陶纺轮，中期以后就基本绝迹了。石家河文化发现了大量陶塑工艺品，都是泥质红陶，制法为用手捏制，品种有人、鸡、鸟、鸭、猫头鹰、企鹅形鸟、狗、羊、象、貘、猪、袋鼠形动物、猴、兔、鳖、鱼等。这些陶塑工艺品既古朴写实，又栩栩如生，反映了当时家庭饲养业和渔猎活动的情况，同时也是当时生态环境和生物物种的真实写照。

图1-7　石家河文化陶塑大象

图1-8　石家河文化玉鹰

玉器也是石家河文化的一大特色，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天门石家河、钟祥六合、荆州枣林岗、湖南澧县等地石家河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已超过300件。玉器的颜色大多为白色或乳白色，有些略带绿色或灰色，个别为乳黄色。从制作来看，经过了切割、雕琢、钻孔、抛光等工艺。这些玉器基本都是装饰品，种类有玉人头像、玉虎、玉蝉、玉鹰、玉龙、玉凤、玉璜、玉管、玉笄、玉琮、玉锥形器、玉坠、玉锛、玉纺轮等。

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的社会经济进入了空前迅速的发展阶段。一是制陶技术有了新的发展。首先，快轮制陶进一步普及，只要是能够用快轮制作的器型，几乎全部用快轮制作。有些不能用快轮一次成型的陶器，就先分别用快轮制作各个部分，再拼接成完整器型。其次，出现了大量大型陶器，如陶缸、陶瓮等，高度都超过1米，这在以前极少见到。如果没有大型陶窑和多名陶工的分工合作，是不可能制作成型、烧制成功的。因此可以推测，石家河文化时期制陶业已经从家庭手工业发展成为独立的手工业。不仅如此，制陶业内部也有了相对分工，如石家河三房湾遗址专门烧制红陶杯，邓家湾遗址专门生产陶塑动物等。“这种专项性的生产不仅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质量，而且必然会促进产品交换的发展。”[8]二是铜的冶炼和使用有了新的发展。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数十次发现了大小不同的孔雀石块，有的表面已氧化成蜂窝状，经检测，证实这些孔雀石块是铜矿石而不是铜块。发现孔雀石块的遗址周边没有铜矿，这些铜矿石显然是从外地交换来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种陶胎极厚、含大量粗砂的夹砂陶缸，专家推测这种陶缸不是用来盛装食物，而是用来冶铜的。此外，根据对石家河文化玉器的研究，发现在玉器加工技术方面已经使用了金属工具。种种迹象表明，石家河文化时期铜的冶炼和使用已较为普遍。冶铜的出现和铜器的使用，促进了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三是玉器制作达到了较高水平。石家河文化时期已经娴熟地运用了切割、雕琢、钻孔、抛光等工艺，掌握了浮雕、透雕、圆雕等雕刻技法，出土的数百件玉器，器型虽小，但取材广泛，造型生动，线条流畅，雕刻精细，这与东北地区红山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玉器一起，谱写了中华大地史前玉器制作的精彩篇章。

石家河文化聚落形态的发展：一是聚落群不断扩大、聚落不断增多。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专业性生产作坊的出现，这一时期的聚落群不断扩大，聚落群内中小型聚落的分布密度也比屈家岭文化时期明显增加，聚落之间存在不同经济分工的现象十分普遍。二是继续沿用屈家岭时期古城聚落。与屈家岭文化相比，古城聚落的数量没有增加，但对很多古城进行了修缮，表明屈家岭文化时期构筑的古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人类在稍经修葺后仍作为政治中心、宗教祭祀中心和防御体系继续使用。三是聚落内部的分化进一步加剧。肖家屋脊遗址东南侧的家族墓地中，M7为大型墓葬，设二层台，分4组放置随葬品106件，而在其旁边同时期的小墓，不仅非常狭小，而且除骨架外空无一物。邓家湾遗址M32为一少年墓，随葬品达50余件，该少年骨架南端还有一具头骨，枕部有一个三角形豁口，显然是利器所致。这些迹象表明，石家河文化时期家族内部的分化进一步加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已经形成了强烈对比，可能已经出现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石家河文化时期，宗教、祭祀以及祖先崇拜观念进一步加强。在天门邓家湾遗址、肖家屋脊遗址都发现了大批红陶缸，它们都是集中放置，有的倒置排列，有的平放套接排列，这些红陶缸的肩、腹部往往有刻画符号，显然是宗教祭祀的产物。石家河文化出土的陶塑工艺品中，除大量写实的动物题材外，还有很多“人抱鱼”的形象，这些动物应该与原始的丰产巫术有关，佩带它们有祈求养殖丰产、渔猎丰收的寓意，“人抱鱼”更是直接地表达了祈求捕捞收获的意愿。

石家河文化玉器也同样表达了祖先崇拜、祈福禳灾的思想意识。玉器造型有龙、凤、虎、鹰、蝉等，这些在古代都是神兽、神鸟、神虫；而玉人头像更是造型怪异，其中有一件梭形目，蒜头鼻，口角有獠牙，头戴人字形冠，两耳上方有弯角形头饰，双耳戴大环，这种造型不可能是写实的人头像，而是当时人们信奉的神祗或崇拜的想象中的祖先形象。

图1-9　石家河文化陶塑人抱鱼　

图1-10　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