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文化：创新变革，开拓历程

楚人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成为楚国精神的重要文化源头，不仅如此，楚人还勇于变革，在政治、经济以及科技领域都有着不少的创新之举。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荆州人民在大变革的历史潮流中，勇于变革，体现出开拓创新的文化自觉。

春秋时期，楚人率先自称为王，绕开周朝的文化权威，开始走出自己的民族发展和振兴之路。楚君熊渠不仅以武力征伐江汉之众小国，又自称为楚王，“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其言掷地有声，响彻南北，其“不服周”的文化精神至今仍在湖北方言中存在。楚人不拘于周礼，注重自我文化价值的塑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开拓创新。楚武王熊通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首创县制，楚武王后期，灭权国并在权设立了中国先秦时期的第一个县，为当时诸侯国的国家管理和边疆防御提供了极好的借鉴。楚国所创的县制，一直到今天仍为中国行政区划所使用。战国楚悼王时期，虽国力渐行衰微，但楚悼王力主变法改革，实行新政，任用卫国吴起，在楚国兴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吴起变法，变法从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领域在楚国实行了改革的蓝图，其去大臣、革封君、整饬吏治、实行法制的措施极具影响，重视军事防御和军事强兵，后兵震天下，威服诸侯，一度实现了楚国的复兴，虽然最后未能持续，但其前卫的改革思想却与楚文化的开拓创新、勇于变革的内在精神和文化特点是相暗合的。

在楚国经济发展方面，楚人也善于创新求变。楚康王时期的赋税制度、水利工程等方面，无不体现了楚人的创新精神。在水利工程方面，楚国所在疆域水系众多，其水利工程的建设，从春秋时期的孙叔敖就已经开始了。楚人为方便经济的发展，方便交通，率先在先秦时期开通人工运河“云梦通渠”。《史记·河渠书》载，“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邗沟、江淮之间”，楚人还率先提出了“量入修赋”的原则，在奴隶制社会率先提出了以土地的收入来确定赋税的标准问题，这一举措无疑是具有创新的文化意味的。更值得肯定的是，在当时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时期，楚人能提出这种类似以人为本的赋税主张，的确是具有超越时代的政治观念和超前文化意识的。

在科技领域，楚人开拓创新的精神更体现在青铜器的冶铸和形制方面。楚人青铜的冶铸，大多具有变革传统的特点，给先秦时期的青铜文化带来一股清新的艺术风格，升鼎、于鼎以及小口罐形鼎的造型[89]，形成楚式的新风格，这些鼎的文化特征，也成为后世判断墓葬属性的重要参照物；至战国时期，楚国的青铜器又多表现出对新生事物的接受与创新。又如楚漆器中的纹饰，去除商周器物中的兽面纹、龙凤纹，而是“代之以一种活泼洒脱得多的新风格。楚先民大胆支配传统和再造传统的智慧由此可见：新风格的产生乃是将传统怪兽、龙凤形象肢解打散，予以变形，再重新根据装饰、表现或象征的需要组织起来，造成全新的艺术境界和神韵”[90]，这种艺术的发展道路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和变革。

近代以来，荆州往往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接受时代变革的深刻文化洗礼。清朝末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沙市被迫开埠通商，自此荆州成为清朝末年中西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和冲突的重要区域，辛亥革命爆发后，荆州迅速呼应，为整个革命在湖北一带的成功，创造了更多的有利条件。五四运动使荆州成为时代政治文化运动的又一个文化高地。这一切都证明了荆州人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

综上所述，以上诸特点为荆州文化特征的概括。或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说，奇谲瑰丽，神秘奔放是荆州文化的气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是荆州文化的气度；追求浪漫，崇尚自由是荆州文化的个性；开拓创新，勇于变革是荆州文化的自觉。荆州文化发展的历史从古至今，从未断绝，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承脉络而自成体系。在文化的发展上，荆州文化在先秦时期的楚文化以及后世所衍生的荆楚文化上，不仅形成了自身显著的文化特点，还影响了周边区域，而形成泛楚文化区。荆州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开放性，正如其所在地江汉平原一样，四平八稳，开放自由，兼容并包，荆州文化也正在以其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和开放的文化精神，影响并浸润着其他地域和国家，必将对湖北省、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深远的文化影响。

[1]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0页。

[2]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81页。

[3]（东汉）许慎著，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14页。

[4]（东汉）许慎著，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825页。

[5]（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页。

[6]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7]政协荆州市委员会校勘整理：嘉靖《荆州府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8]（清）来谦鸣、叶仰高总裁，施廷枢纂修：《荆州府志（清·乾隆二十二年刊本）》，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9]（清）倪文蔚等修：《荆州府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版，第22页。

[10]湖北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整理：《湖北文徵（全本）》（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8页。

[11]（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页。

[12]（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页。

[13]（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6页。

[14]罗运环主编：《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37页。

[15]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页。

[16]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7页。

[17]彭锦华：《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1987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9期。

[18]何驽：《湖北江陵梅槐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9期。

[19]王宏：《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

[20]湖北省博物馆：《沙市官堤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

[21]徐少华：《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68页。

[22]彭锦华：《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1987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9期。

[2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2002年第3期。

[24]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30页。

[25]（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89页。

[26]王国维：《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11）》，大通书局1976年版，第4845页。

[27]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4）》，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544页。

[28]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页。

[29]萧樾：《中国历代的地理学和要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30]李仕琼：《探索古文明的地理密码》，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页。

[31]罗运环主编：《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38页。

[3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5～239页。

[33]徐少华：《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5页。

[34]（清）倪文蔚等修：《荆州府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版，第25页。

[35]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珍藏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36]［法］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8页。

[37]刘玉堂、赵毓清：《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湖北卷》，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

[38]顾炎武：《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五《湖广方舆纪要序》。

[39]陈业新：《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页。

[40]左鹏：《楚国历史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0页。

[41]葛全胜：《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4页。

[42]左鹏：《楚国历史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43]张人权等：《洞庭湖区第四纪气候变化的初步探讨》，《地质科技情报》2001年第2期。(www.xing528.com)

[44]陈业新：《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7页。

[45]葛全胜：《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页。

[46]葛全胜：《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7页。

[47]葛全胜：《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0页。

[48]杨中永主编：《荆州水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49]（清）倪文蔚等修：《荆州府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版，第36页。

[50]刘玉堂、袁纯富：《楚国水利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51]刘玉堂：《楚国经济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135页。

[52]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第10期。

[53]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54]程涛平：《楚国农业及社会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201页。

[55]贾兵强：《楚国农业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66页。

[56]刘玉堂：《楚国水利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144页。

[57]王玲：《汉魏六朝荆州稻作农业的发展》，《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

[58]李文澜：《文澜存稿》，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59]林立平：《唐代荆州经济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60]张建民等主编：《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专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王玲：《汉魏六朝荆州大地产农业的发展》，《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

[61]（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258页。

[62]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63]张国雄：《江汉平原垸田的特征及其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64]（清）来谦鸣、叶仰高总裁，施廷枢纂修：《荆州府志（清·乾隆二十二年刊本）》，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2页。

[65]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古代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页。

[66]刘玉堂、袁纯富：《楚国交通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67]刘玉堂、袁纯富：《楚国交通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68]刘玉堂、袁纯富：《楚国交通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185页。

[69]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9页。

[70]（清）倪文蔚等修：《荆州府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版，第22页。

[71]（清）倪文蔚等修：《荆州府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版，第22页。

[72]政协荆州市委员会校勘整理：嘉靖《荆州府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73]罗运环等：《荆楚建制沿革》，武汉出版社2013年版，第384页。

[74]政协荆州市委员会校勘整理：嘉靖《荆州府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75]政协荆州市委员会校勘整理：康熙《荆州府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76]（清）来谦鸣、叶仰高总裁，施廷枢纂修：《荆州府志（清·乾隆二十二年刊本）》，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77]（清）倪文蔚等修：《荆州府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版，第22页。

[78]罗运环等：《荆楚建制沿革》，武汉出版社2013年版，第384页。

[79]彭锦华：《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1987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9期。

[80]徐文武著：《楚国宗教概论》，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81]杨华：《楚地水神研究》，《江汉论坛》2007年第8期。

[82]何驽：《湖北江陵梅槐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9期。

[83]院文清：《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5期。

[84]徐文武著：《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页。

[85]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珍藏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7页。

[8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87]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88]（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89]皮道坚著：《楚艺术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90]皮道坚著：《楚艺术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