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浪漫，崇尚自由-荆州文化概况

荆州文化的第三个特点是追求浪漫，崇尚自由。楚国山川瑰丽、民族杂居；文化多样，有同有异。在文化的交融之中，荆州社会更显现出色彩斑斓的文化品格，在文化上就更容易比其他区域形成浪漫主义的文学风格[85]。楚文化追求浪漫和崇尚自由的文化个性，不仅具有自然环境的客观因素，还具有人为因素。

在楚国艺术领域，浪漫和自由的文化特性随处可见。楚艺术品在荆州多有出土。以青铜器为例，如江陵望山2号楚墓出土的铜尊，其表面纹饰以龙、凤为主，龙的数量为60条，凤为24只，以龙、凤为主的纹饰又配之以云纹，其上嵌错的花纹多样而繁杂，有变形龙凤纹、流云纹，婉转回环，花纹笔法粗细不一[86]，纹饰多样，不拘一格，组合随意却又有艺术风味，反映了楚人浪漫的艺术气质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再以漆器为例，如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中出土的双龙漆座屏[87]，其上所雕刻的龙形生动，吐舌瞪目，卷爪屈身，绘以红、黄、金三色，在艺术的表现上体现了楚人追求浪漫的艺术追求。

楚文学体现了楚人追求浪漫，崇尚自由的文化风尚。以屈原为例，屈原所留下的文学作品仅25篇，但从整体所反映的精神来看，在文学内容以及艺术表现形式上，都体现了其崇尚自由的文化特征。在文学内容上，《离骚》表现出对“美政思想”的无限追求和向往；《天问》对先王庙中的天地山川神灵及圣贤怪物等进行了记载，重鬼信神，虚幻玄妙，其中更体现出了瑰丽的浪漫气质，这种气质与地缘有着密切关系，王夫之认为，“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迭波旷宇，以荡遥情……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王夫之《楚辞通释》），湖北学者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南方之地，水势浩洋，多尚虚无。……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诸说可信也。另外，在其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上，不仅兼收并蓄了北方文学的传统，也将楚国的楚地民歌的艺术形式作为创作方法，体现了不拘一格的手法。另外，对于后世的荆楚文人而言，不管是生于荆州、寓居荆州还是客居他乡，如瘦信、岑参、李白、杜甫等伟大的诗人。南朝庾信本非荆州土生土长之人，长期生活荆州，其艺术可谓是“凌云健笔意纵横”，极具荆楚文化的特性。一篇《哀江南赋》，尽道出梁朝的兴衰成败，成为南朝骈文的至高艺术典范，可见其深受荆州地域文化的浸润；唐代岑参以边塞诗作而闻名，与高适并驾齐驱，南北遥相呼应。但岑参最大的特点，是其内在的荆州文化基因，诗歌关注的内容并非只是悲凉的边塞，而是有着异常丰富的意象群，其想象更加恣肆，瑰丽雄奇之意象层出不穷，这一点与笔力遒劲，多以苍凉之音入诗的高适相比，荆州文化追求艺术的自由、生活的自由和情趣的自由，则在岑参的诗中得以深刻表现。他们的诗作都充满了对荆州文化的深刻怀念，共同展现了追求人生至高境界和艺术自由的风范。(www.xing528.com)

明代的荆州文化，可以说是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坛创作。以公安三袁为代表的性灵派诗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88]，并反对复古派，与在湖北的李贽，一同主导了明代中后期诗坛和文坛的创作，更引发了晚明时期湖北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的“性灵”与“灵心”纯诗境界和创作高潮，共同在晚明的艺术天空上留下了灿烂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