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荆州文化

荆州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从地理环境来看，荆州地处南北文化的交汇处，江汉平原一览无余，沃野千里，一马平川，平原的地势特征加之其交通四通八达，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极为便利，因而处于平原的荆州，本身就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先天性格”和地理特性。

纵观荆州历史发展，南北文化的交流中，荆州永远是接受不同区域文化的重要地域。从考古来看，商代荆州原始先民不仅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排斥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从其文化的影响来看，本土文化的比例远远大于中原商代文化的影响，其活泼的文化表现与中原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同一时期的江陵梅槐桥遗址中，也发现更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文化遗存，尽管研究者声称这些遗址具有商代文化的特点，但其本土特征更为突出，考古学者对这些遗址的文化类型的分类并不具有一致看法[82]。而阴湘城遗址的发掘发现，其文化堆积不仅包括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还包括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83]。这种文化现象一方面反映了荆州文化并无断层的发展特点，还反映出荆州文化对不同区域文化的接受，体现了包容的文化胸怀。

这一点还体现在对异地人、异族人的广泛接受上。商周时期，楚人南下，生活在荆州这片地域上的原始先民与楚族融合，造就了中国先秦时期最为强大的楚国，楚史八百年，辉煌文化可与古希腊文化相媲美。楚国时期，阶级等差观念虽然普遍存在，但在楚国不仅有楚人居住，仍接受和容纳了不同民族居民。汉代以后，中国人口迁徙的总体特征是由北向南，东汉后期、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宋代“靖康之难”均发生了大迁徙。每一次迁徙，荆州即作为南方士族和流民的选择地之一，每次迁徙都给荆州带来大量外来人口，与荆州本土居民共同创造了各自时代的辉煌。清朝时期，荆州作为八旗驻防城所在地，划府城为二，东为满城，西为汉城，中立界墙，但却永远不能隔断汉族、满族、蒙古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趋势。满洲、蒙古八旗因军事原因迁徙至此，繁衍生息，至清朝中后期，常住满洲、蒙古族人口达2万余，并向江宁、成都、杭州分拨了满洲和蒙古族兵丁，间接地促进了我国汉族、满族以及蒙古族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www.xing528.com)

在思想和学术方面，楚国的学术研究也更为深刻地体现出这一特点。20世纪以来，战国楚简得以大量问世，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以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这些竹简无疑都是楚国时期汇聚于当时楚国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使我们对先秦时期荆州的学术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楚简中，我们不仅能把握道家在楚国的发展脉络，而且更能从中梳理出儒学在楚国的流传与发展，与此同时，墨家、法家、兵家等学派的思想，在楚国也得到了充分的融合，如楚国黄老道家对法家思想就有接受和改造的现象，徐文武认为，“楚国的黄老道家一系对法家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援法入道，对法家思想进行改造，形成了道法结合的思想体系，黄老道家也因此有了‘道法家’的称谓”[84]，这也充分体现了荆州文化兼容并包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