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文化变迁：秦汉时期的变化》

秦汉时期，“荆州”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而正式出现，这是伴随着秦朝郡县二级行政管理制度以及汉朝州、郡、县三级行政管理制度的出现而逐步被确立下来的。秦汉之际行政区划制度的发展与变迁，对“荆州”作为行政区划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也促进了秦汉时期荆州概念内涵的重要转变。

在《尚书·禹贡》的归纳与总结中，“荆州”名称就开始有了相对明确的地理空间指向。秦朝建立之初，荆州所在地多因楚国而闻名北方，故世多以“楚”称之。秦庄襄王名为子楚，秦国建立后，为避国讳，将“楚”改为“荆”，两汉时期“荆”“楚”两字互通，大多更以“荆”“楚”相同，这一点似与秦之避讳有关。前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荆、楚为同义，又王筠《句读》释“荆，一名楚也”，其制相同。汉代“荆”字已开始单独指称原楚国所在地，《史记》等典籍即是如此。但是，汉代的“荆”与“荆州”之间，仍并无概念上的直接联系，倒是与“楚”有着不解之缘。

秦朝建立之后，在行政管理上实行郡县制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32]，加上内史共三十七个郡政区。春秋时期，楚国所设的县是各诸侯国中最早的，也是最多的[33]。楚以县制作为镇守和管理地方的行政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创立郡制，将分封诸侯国的制度改变为郡、县两级行政区域管理制度，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具体做法是设立郡县两级制，在郡下设立县，以郡来统辖县。秦国在楚国纪南城所在区域设置南郡，并在南郡所在地设江陵县。据文献记载，因该地近长江，又多有平原和丘陵之地形，故有“江陵”之称。明代学者曹学佺认为，“近地无高山，所有皆陵阜之属，故名江陵”（曹学佺《名胜志》）；光绪《荆州府志》载，“江陵县，为南郡治，莽曰江陵”[34]。“江陵”之名始于汉代，后世并无异论。后世多用荆州、江陵之名指现代荆州市所在区域。

汉代对秦代行政区域管理制度进行了变革，为加强国家对郡国机构以及地方官吏的管理和监察，在郡之上又设立州。州的行政长官称为刺史，起初为监察性质的官吏，只对郡一级行政进行监督和监察。汉代以后随着“九州”概念的深入发展，荆州之名称，渐渐成为荆楚地区的代名词，并成为人们所接受的“历史观念”。“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禹乃以息土填洪水”（《淮南子·坠形训》），“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史记·夏本纪》），此时期对九州形成的记载，更加具体化和形象化了，大禹划分九州的“历史场景”也逐渐显现而重新得以接受和流传。(www.xing528.com)

汉代“州”的设置与行政化的管理，也需要提出比郡更高一级的名称。汉朝深受先秦九州观念影响，开始沿用《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中的州名，对九州所划分的具体地理区域加以充分利用，并作为州一级行政区划划分的依据，但是仅以九个州来划分天下，是远远不够的，故对这些州名进行调整并命名。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分汉朝疆域为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与交趾、朔方十三区，各以刺史一人掌之。在荆州设立荆州刺史部后，至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各州改置州牧，后名称又多有改变。至东汉晚期，州的名称才开始以专称固定下来，并具有了行政区划的内涵。此后，荆州就正式成为全国十三个州的州名之一，也成为后世行政区划的专用名称。

总而言之，夏商时期，现代荆州所在区域深受商代文化影响，加之本地苗蛮悠久的历史，或许已经形成了相似的区域文化特征，但此时期的荆州并非地名，而是模糊的历史方位概念。荆州之名，在春秋时期与九州概念一道，是作为夏朝历史概念而提出并使用的。春秋战国时期，当今荆州所在地多以“楚”称之。至秦朝建立以后，“江陵”一词作为县级名称而首次出现。汉朝建立以后，荆州则正式作为州一级行政区域名称而使用，后世其行政级别虽多有改变，但其名称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