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多引用“九州”概念，这其中就包括“荆州”。《诗·商颂·玄鸟》载，“方命厥后，奄有九有”[24]，“九有”即“九域”，即指“九州”；《周礼·大司徒》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25]，按方位规定了九州的位置；“使九州之牧贡”（《左传·宣公三年》），“九州之长入于天子之国曰‘牧’”（《礼记·曲礼下》）等也提到了九州。传世青铜器铭文也多涉及九州，如《齐侯镈钟》记，“有严在帝所，咸有九州，处禹之都”[26]；《叔夷钟》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27]。另外，《遂公盨》《叔夷钟》《秦公簋》等铭文上也都反映了“禹划九州”的观念。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九州”概念是常被引用的历史概念。
以上文献划分九州的标准也不一样。如《尔雅·释地》用“河、济、江、汉四水标明界限”，认为“汉南曰荆州”[28]；《吕氏春秋·有始览》是利用九州之名，以当时封国作为标记；《周礼·职方》是以地理方位作为划分标准。这些典籍中的州名均是采自于《禹贡》的记载，但又有变化和不同。
对九州名称及疆域也有不同说法。清代地理学家洪亮吉认为，记九州地理，《尔雅·释地》不如《周官·职方》，而《周官·职方》又不如《尚书·禹贡》。如《周礼·职方》则将《尚书·禹贡》所记的徐、梁两州合于青、雍，增幽、并两州；又《尔雅·释地》《吕氏春秋》两部典籍中，又将梁入雍，增加幽州，青州之名又有异称[29]。以上几部典籍所反映出来的现象，充分反映了“九州”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重组、变化和变异的事实。虽然有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但总体上还是趋于具体化的。还有研究者认为，“由于历代帝王所置都城的位置的不同，以王城为中心定位的九州也随之发生变化，名称也有些不同”[30]，这种解释也有一定合理性。(www.xing528.com)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居于荆州的楚国人就对以中原文化为特征的九州提出了哲学层面的质疑。屈原对九州的形成提出了疑问，“九州安错，川谷何洿？”（《楚辞·天问》），是对九州划分的标准所提出的哲学式疑问，这种质疑是建立在对北方文化整体思辨和批判接受的观念之上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更记载了不同于传世文献的九州名称[31]。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诸多文献对“荆州”有所记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一直到战国时期，荆州仍未形成明确的行政区划的概念，而只是历史空间和方位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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