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文化溯源：夏商时期的历史成果

从汉字字源来看，“州”字在商代就已经存在了，甲骨文中的“州”为“象水中高土之形”[1]，从目前所发现的甲骨文材料的记载判断，商朝时期“荆州”之名可能并不存在。清华简《楚居》记载，在周文王时期，“楚”正式成为楚族之名。[2]受楚国历史地理文化及秦代“荆”“楚”通用现象影响，“荆”“楚”在后世往往有通用现象。汉代文字学家对“荆”“州”有详细解释。《说文解字》释“荆”为“荆，楚。木也”[3]，又释“楚”为“楚，丛木。一名荆也”[4]；对“州”字释为“水中可居者曰州，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诗》曰：‘在河之州’。一曰，州，畴也，各筹其土而生之”。“荆”“州”两字一为楚之意，一为水中高地，从字源上看似并无直接联系。

在先秦文献中，最早记载“荆州”的文献是《尚书·禹贡》。历代志书以及文人论集多如是记载。《禹贡》指出大禹在治水时，划定了九州之疆界。荆州有较为明确的地理范围，“荆及衡阳惟荆州”[5]，即在荆山、衡山之南。此处之荆山即为南条荆山，为今湖北南漳县西[6]。《山海经·中山经》以今河南西部、山西西南部以及湖北作为单独区域进行记载，反映了共同特点的区域历史文化特点，亦载“荆山之首曰景山”，后世文献如《元和郡县图志》《舆地广记》等文献，也认为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一带。因此，在先秦时期人们的观念中，“荆州”之“荆”是因其在荆山、衡山之南而得名，更贴切地说是因“荆山”之名而得名，这一点比较可信和可靠，并无太大疑问。

先秦时期几乎所有文献都认为，《禹贡》为“夏书”之首，所记当为夏代之史实，认为在大禹治水之后，就有“荆州”之词的存在，与“九州”之名同时出现。一直到明清时期，荆州府地方学者修撰地方志时，仍对此问题处于认识模糊状况之中。如明嘉靖《荆州府志》载，“此分为九州之始，荆必其一也。至黄帝复画野分州，则有封界”[7]，将历史史实与传说混为一谈；乾隆《荆州府志》载“唐虞，《禹贡》荆州地。夏，荆州地。商，荆州地。周，荆州地，春秋战国楚都”[8]，更有穿凿附会、随意推测之嫌疑；光绪《荆州府志》又载，“《禹贡》荆州之域至周为楚地，春秋时为楚都”[9]；清代湖北地方学人，也多对“荆州”之名的溯源止于《禹贡》，如清代湖北周士巍考证，“考禹贡，荆州以荆山得名”[10]，以“荆州”之名来自“荆山”。总之，先秦时期文献以至于后世大部分文献，基本是将《禹贡》作为“荆州”之名的最早来源而深信不疑的，这也即认为荆州是在夏代就已存在的地理概念。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后世对“荆州”之名的由来，还是提出了一些不同观点和看法。清代学者对这些观点有所研究。清代孙星衍在注疏《尚书》时，援引《释名》曰：“荆州取名于荆山也。必取荆为名者，荆，警也。南蛮数为寇逆，其民有道后服，无道无强，常警备之也”[11]，肯定了荆州之“荆”为“荆山”之意，又从文字学、文化学的角度将“荆”引申为“警”字，并与历史上周、楚关系相结合，引申出警示之意；又援引李巡语而疏云：“荆州其气燥刚，禀性强梁，故曰荆。荆，强也”[12]，李巡将“荆”“强”互通，与地域民族整体性格相联系。以上这些解释，均有自圆其说或强加附会之意，故不足为信，但可存其一说。

《尚书·禹贡》仅是先秦时期文献，并非是夏朝真实历史的记载和反映。周代之前，“九”既是个位数最大者，也有概称数量之多的意思。如《周礼》中就有“九赋”“九职”“九贡”“九式”等相类似的提法。先秦典籍中所出现的“九州”正好被具化为九个州，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尚书·禹贡》对九州的解释，似乎是为了界定原来模糊不清的九州而专门写的。《尚书·禹贡》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13]，将天下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九个州。这种归纳式的总结，是以大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的历史传统为纲，并由此展开对九州具体疆域、山脉河流等信息的详细描述和划分，并对九州地理方位作细致解释和明确界定。这些都显得极有条理，过于具体和准确。春秋战国时代，士人也多将《尚书》的记载看作或基本将之等同于夏代的“信史”，并将《尚书》所述的内容作为夏代的信史引用。

后世很多学者也开始怀疑先秦时期文献在论述夏代历史问题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20世纪初期以来，顾颉刚、辛树帜等学者，主要是对其成书时代产生质疑[14]。有的研究者还确切地提出《禹贡》“是孔子依据春秋时代他所了解的地理范围和生产条件所写成的古文献”[15]，并认为是写于公元前500年前后。这个质疑和推论是很有道理的。(www.xing528.com)

《禹贡》对九个州的地理位置进行具体界定，如“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歧”“济、河惟兖州”“淮、海惟扬州”等，其实是暗示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商代悠久历史的回想与猜测。相对于春秋战国时代而言，夏朝历史绝大多数是以传说的方式流传的。春秋战国时期对于夏朝历史的记载，虽然体现了夏朝历史的一些基本史实信息，但绝大部分内容还是春秋战国时期学者的重新阐释和理解。总而言之，先秦时期文献中的“九州”概念，是基于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并对洪水浸漫而形成水中高地的历史场景的构想，是对九州概念的历史重构之结果。

商周之际，现在荆州市所在地的称呼是另有他词的。对现代荆州所在大致区域的指称主要是“楚”“南乡”。商晚期周原凤雏遗址出土的甲骨载，“其微、楚人厥燎，师氏授燎”[16]，可见当时是以楚族名作为对现代荆州所在方位的模糊代称的。《诗经·商颂·殷武》也是以方位“南乡”指称今荆州市一带，并作为荆楚大地的代称。至西周时期，荆州仍没有成为一个行政地域名称而使用，而仅仅只是一个夏朝历史概念在当时的文化表述形式。

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区域若被命之以名，往往与其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有着极大关系，因其有别于他处的独特文化，故有专名，以别于他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荆州市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商朝时期现代荆州市所在区域又似乎形成了具有区域特征的文化类型。早商文化时期，以河南为中心，中商文化向四周进一步扩大，晚商时期，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与商朝势力减弱相关。考古资料显示，现代荆州市所在的区域，很明显是受到了早商、中商文化的影响，并呈现出与商朝核心区域相似但又不一样的区域文化特征。荆州发掘的几处商代遗址，在陶器、建筑等出土文物上，有着相似的考古学特点。荆州发掘的商代后期遗址有周梁玉桥遗址[17]、江陵梅槐桥遗址[18]、江陵荆南寺遗址[19]、沙市官堤遗址等[20]，这些遗址与盘龙城遗址一样，都深受商代文化影响[21]。这些遗址中，“商代文化遗存的性质比较复杂，出土陶器的特征反映出其中存在多种文化因素”[22]，甚至与略远一些的早商时期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都比较相似[23]，这一点是很值得思考的。那么随着未来考古的不断发掘和地下遗址的出土，我们是否可以说，商周之际荆州所在区域已经恰如其分地体现出某种区域性文化特点？那商周时期除了“南乡”“蛮”等模糊和歧视性的称呼之外，还有无专名对应当今荆州市所在地的“自称”之名？要证明和回答这一点，还有待更多考古发掘和研究资料来证实。

因此，在目前夏商文化考古学和文化学研究背景下，我们暂时可以说，荆州在商周时期，是当时人们对长江流域一带地理空间方位的总称呼。纵使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献所指称的“荆州”也只是地理方位的历史概念，而并非是确指的行政区划的概念，反倒是“楚”先入为主，成为今荆州市为核心的区域的地理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