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洪武朝文字狱揭秘

明朝，民间曾流传着一种说法。传说洪武皇帝朱元璋是天上的娄宿下凡，自朱元璋出生到去世这段时间内，天上的娄宿一直没有光亮。那时民间还有用质量不高的洪武钱为小孩避邪的习俗。现存的“洪武钱”，背面放牛娃头戴斗笠，骑在牛背上吹笛子，牛悠然地拖着尾巴，栩栩如生，非常有趣；而正面铸字为“洪武通宝”。此类古钱，均不计重、计值，也不记铸地，属于花钱。当年铸这种钱的人，被认为是揭了朱元璋当过放牛娃和行脚僧的老底，犯了上，因龙颜大怒而被杀，实是钱币史上少有的一件惨案。

朱元璋为什么那么避讳自己曾经做过僧人这件事？其中原因除了朱元璋的个性之外，大概也与传统社会认为僧人、乞丐脱离主流社会价值体系，是危险和陌生的符号有很大的关系。晚明的剧作家李玉在他的戏剧中，直截了当地把佛门称为“藏污纳垢”的所在。这种观念不仅仅晚明才有，只是在那时已发展到了高峰而已。

拨开历史的云雾，让我们走近朱元璋的成长之路。朱元璋小名重八，生在凤阳县孤庄村，父亲朱五四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地少人多，日子过得紧巴巴。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淮河流域遭受严重的旱灾、蝗灾和瘟疫。别说朱大叔这样的普通人家，就连很多大户人家也逃到外地去谋生了。这一年里，朱家老爹、大儿子重四、女主人陈二娘接连死去。小儿子重八眼睁睁看着亲人一个个死去，一点办法也没有。手头没有一贯钞、一钱银子，没钱请大夫治病抓药，也没钱买棺木装殓。重八和二哥求来一片坟地，一面哭一面抬着尸首准备安葬。忽然间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天一下子暗了下来，小兄弟两个顾不了许多，放下尸体，跑到树下，害怕得发抖。约莫一顿饭的工夫，雨过天晴，两兄弟走到刚才停放尸体的地方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尸首不见了。原来山坡土松，一阵山洪把坡上的土冲下来，恰好掩埋了尸首。35年后，朱元璋的皇陵碑写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家里穷得实在过不下去，亲戚家的日子也都过得紧巴巴，天大地大，重八竟无投奔之处。寡嫂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儿时的玩伴、后来成为得力助手的周德兴、汤和都外出谋生去了，家里只剩自己和二哥俩人。在家乡闲混半年，邻居汪大娘提起当年重八父亲在皇觉寺许愿将重八许给高彬法师当徒弟的事，说与其在家里饿死，不如到皇觉寺当和尚去。于是重八离开家乡，投奔到皇觉寺，剔了头发，穿了件旧僧衣，便过起了和尚生活，整日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算是暂时安定下来。安定日子刚刚过了五十天，皇觉寺米缸见底，也闹起饥荒来，只得裁员。重八是新来的小沙弥，不幸被列入第一批裁员名单。无可奈何，他只好靠着这身和尚行头：一顶破帽、一个木鱼、一个瓦钵和一个小包袱，硬着头皮，离开家乡，云游四方，从庙里的杂役行童变成化缘的游方僧。用社会上的话说，游方就是叫化。

重八离开皇觉寺，不知何去何从。听人说往南往西一带年景较好，就一路往南，先到合肥，接着到固始、信阳、汝州、陈州、鹿邑、亳州，再到颍州。这一路受尽风霜之苦，尝尽人情冷暖，既了解了民间疾苦，也丰富了自己的社会阅历。过了3年多“身如蓬逐风，心似滚沸汤”的生活，重八踏上回乡的旅途。此时的淮西大地上，靠明教聚集起来的反元红巾军势力越来越大。重八已经不是那个只为混口饭吃的农村青年，回到皇觉寺后，他开始留心结交朋友，物色有志气、有胆量的人物，并时刻关注城里的最新动态。

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沉湎于酒色，朝政全由宰相伯颜把持。伯颜贪污舞弊，子侄都做了大官。他仇视汉人，反对蒙古人读汉人书，至正元年（1341），破天荒地取消科举考试。至正三年（1343），天下汹汹，四处都有因活不下去而造反的义军。伯颜不从自身找原因，竟说造反的全是汉人，在朝廷做官的，必须表明立场。怎么表明？汉官必须提出诛捕造反汉人的办法。接着伯颜提出更为荒唐的主张：杀掉张、王、刘、李、赵五姓的汉人。他异想天开地认为，这五姓人数最多，汉人杀了大半，自然造不了反。其后，伯颜自家窝里反，他的侄子脱脱嫌伯父挡了自己升官的路途，施计逼死伯颜。脱脱上台，并未改变伯颜的行政方针。然而，人祸难免伴着天灾。至正三年五月，黄河决口，洪水暴涨，平地水深两丈。脱脱决议动工治理黄河，征发各路民夫戍军。韩山童听说后，叫人四处散布谣言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然后找人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偷偷埋在黄陵岗工地。因被克扣了工钱的河工挖到石人，便当作上天的启示。韩山童聚集了3000人，起兵反元。两淮、江东西的百姓迅速响应，很快队伍发展到几万人。当时民间流传这样一首《醉太平》小令：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重八25岁那年，已经投奔红巾军的朋友汤和，从濠州托人捎来一封信，催他也来入伍。重八犹犹豫豫，一时拿不定主意，打卦占卜，下不了决心。直到元军放火烧了皇觉寺，他才参加红巾军。

26年后，他写回忆录时，写道：

住（皇觉寺）方三载，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颖，次及凤阳之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傍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智者相商，乃告知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祷阴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www.xing528.com)

朱元璋喜欢装神弄鬼，将自己的决心归功于神佛的启示，无非是想证明自己的行动是受命于天的。如果他没有和汤和等人暗中联系，又怎么能搭上红巾军这条线呢？

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重八投到郭子兴部下为兵。正是这个决定改变了重八个人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加入红巾军后，朱元璋便不再是那个四处乞讨的游方僧。尤其是娶妻之后，朱元璋取了官名，便正式和过去的生活告别。但是朱元璋的心里一直有过去的阴影存在，因此，朱元璋格外注意文字细节和他自己出身经历的禁忌，几乎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也因此造成了洪武时代的文字狱。

所谓禁忌，含义非常广泛，有的还有章可循，有的根本就是莫名其妙。比如朱元璋对其做过和尚的事情非常忌讳。与和尚有关的字眼“光”“秃”“僧”都是犯忌的词。朱元璋看到臣下所上的表笺里面有“光”“秃”“僧”这些字眼，就要杀那个撰写表笺的人，甚至与之音义相近的字都不行，如“生”（僧）字和“则”（贼）字，一经发现，照样要被砍头。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所则”一句，朱元璋读后幽幽说道：“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薙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做过贼。”好家伙，一句话三个停顿就变着法儿地骂了三次，连朱元璋也怀疑自己是否多虑了。这次还好，朱元璋权当是巧合，饶了徐教授一命。

朱元璋曾经在佛门待过，知道佛门并非真正的清静之地，因此在他执政期间，曾对佛门进行过大力整顿。洪武六年（1373）下令，凡未满40岁的民家女子，不得做尼姑、女冠（女道士）。洪武二十年（1387）又下令，20岁以上的青年，不得入寺为僧。4年后又颁布命令：假若有人效法瑜伽教，自称“善友”，假借张真人的名头，私造符录，均以重罪论处。洪武二十七年（1394）下令，僧道私自拥有妻妾，众人可将其驱逐出寺院，包庇者同罪论处。僧人自称白莲、灵宝、火居以及僧道不务祖风，妄为议论，也要治重罪。

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朱元璋一方面禁止民间神道设教，另一方面却也经常利用神道抬高自己的身价。朱元璋不能改变自己破落户的家庭成分，又担心士绅们看不起他，就编了许多神叨叨的故事，给自己脸上贴金。《周颠仙人传》中他杜撰出一个能够证明自己拥有超能力的癔症患者周颠。这位周颠14岁时得的颠病，古人认为颠病患者能通神。朱元璋塑造的周大仙酒量大，火烧不死，一个半月不吃东西没事。另外，周大仙还有神算功夫、呼风唤雨、治病救人（只给朱元璋开过仙丹妙药），周大仙真正的神通是算出朱元璋能够一统天下。其实不过是用疯疯癫癫的周颠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个办法并不高明。但是朱元璋出身太差，文化水平又低，历史上也没有姓朱的显贵家族，他挖空心思也只能想出这种不入流的故事。朱元璋本人从不接受道士献上的所谓长生药方，有人为讨好皇帝进献“天书”，证明“上位”确是真命天子，反而被杀。他一面对臣民侈谈神道，一面又不许别人对他谈神异，说明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编的那些故事只是为了神化自己。

时人解缙在《万言书》中已经指出：

陛下天资至高，合于道微，神怪妄诞，臣知陛下洞瞩之矣。然不免所谓神道设教者，臣谓必不然也。一统之舆图已定矣，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慴矣。天无变灾，民无患害，圣躬康宁，圣子圣孙，继继绳绳，所谓得真符者矣。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谕众以神仙为征应也哉！

解缙上书后，朱元璋也不好意思再利用佛道两教，也不再侈谈神异征应了。